袁斯来 2025-09-16 22:01 四川
🌟 **全球化视野与品牌追求：** 新一代中国硬件创业者不再局限于国内市场，而是从创立之初就瞄准全球市场，致力于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品牌。他们追求高溢价和品牌价值，而非仅仅依赖性价比，如Plaud AI和影石创新等公司已成功进入海外市场并获得认可。
🚀 **“大疆方法论”的引领与传承：** 以大疆为代表的成功案例，开创了一种在高技术门槛细分赛道上，通过垂直整合和饱和投入打造高利润产品的“大疆方法论”。正浩创新和拓竹科技等公司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模式，通过技术创新和极致的产品力在全球市场取得领先地位。
💡 **供应链赋能与协同创新：** 强大的中国供应链是中国硬件创业的坚实基础。新一代企业与供应链的合作模式更加深入，从零部件采购到生产制造，都体现出精益求精的品质控制和协同创新。这使得中国硬件公司能够快速响应市场需求，推出具有颠覆性创新的产品。
📈 **投资市场偏好转变与生态繁荣：** 随着互联网红利消退，投资市场对硬件创业的关注度显著提升。早期“理想主义”的投资人，如松山湖XbotPark基地的创立者，为硬件初创公司提供了宝贵的试错机会。如今，越来越多的资本涌入硬件赛道，加速了行业的整体繁荣和生态发展。
🌍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跨越：** 中国硬件企业正从过去以性价比为主的“中国制造”模式，转向以技术创新和品牌价值驱动的“中国创造”模式。这种转变不仅提升了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为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赢得了更高的地位和话语权。
袁斯来 2025-09-16 22:01 四川
特朗普挥动关税大棒的时候，却不知道，中国公司仍然在纽约时代广场的荧幕上抢占眼球。
巨幕下的匆匆过客中，一定有这款 Plaud AI 录音笔的用户。它纤薄小巧，能贴在 iPhone 背后，接入 ChatGPT 整理录音，售价不算便宜，159 美元起，但销量却迅速突破了百万台。
大疆，一种方法，一种榜样
哪怕在大厂云集的深圳，西丽街道仍然有独特的意义。西丽和桃源、粤海街道串联，构成一条“独角兽走廊”。在这片狭长地带，有 20 家独角兽企业，总估值超 700 亿美元。任何一位投资人都不愿意错过这条走廊，正如你不可能错过西丽街道最醒目的建筑——大疆的总部天空之城。2017 年，苹果剧院设计师诺曼·福斯特决定参与设计大疆全球总部。6 年后，两栋接近 200 米的超高建筑拔地而起，面积超过两万平米。玻璃体建筑倒映天光，一条羽毛状的钢结构悬索桥连接东西塔，奇特而轻灵。搬入新总部时，大疆的营收已经跨入 300 亿元，是当年创业板公司平均营收的十倍以上。新一代的深圳的硬件创业公司大都绕不开大疆：它展示了硬件公司创业的另一种产品方法论，而“大疆系”创业者，又一次次将其验证。在中国，以往硬件公司最便捷的路径是：以中国的供应链能力做平替。最有代表性的是一批电动牙刷企业，一旦押中爆款，两三年就能冲到数亿营收。但大路很快变得拥挤。以电动牙刷为例，几乎没有门槛，差异更多在于营销技巧，很难建立起品牌堡垒。一旦更多入局者下场厮杀，行业增长迅即见顶。而大疆代表另一种产品方法论：在一个细分赛道，做有技术门槛、客单价高的产品，不吝惜营销费用，在全球利基市场拿下统治地位。但在大疆成立头十年，它的成功仍是孤例。“大疆方法论有个问题，就是前期投入很高，且做大单品，市场看起来很小，是个浪漫主义的方式，所以有些投资人算不过来账。”高速吹风机“物种起源”的创始人林源告诉 36 氪。他也是大疆的前员工。不过，大疆播下的种子，还是萌动了。“天空之城”动工那一年，大疆电池研发部的负责人王雷决定离职。他在大疆总部 900 米外成立了正浩创新，做当时还小众的便携储能电源，还挖来了老同事陈熙当 CTO。正浩很长一段时间一直亏损。直到 2019 年，正浩都没做出一个爆款。王雷只能反复读《三体》缓解焦虑，也做好了要坐十年冷板凳的心理准备。但哪怕在这些时刻，正浩仍然没失去某种“大疆气质”。比如王雷坚持要开发双向逆变技术，因为他认定理论上是可行的，哪怕研发新同事直接断言“不可能”。没有爆款，正浩该花的钱还是要花，坚持投放媒体广告，坚持将产品铺到线下渠道。2019 年，正浩发布了一款重要产品 DELTA 1300。王雷对技术的执着最终在产品力上得到回报：其他产品自充都在8小时以上，DELTA 1300 只要 1.6 小时。靠这一个爆款，2020 年正浩扭亏为盈，收入翻了十倍以上。2023 年，乘上欧洲能源危机风口，正浩市占率超过老牌公司华宝新能，成为全球第一，公司的估值也来到 10 亿美元——这是迈入独角兽的门槛。正浩翻盘那一年，王雷的老同事陶冶离开大疆。他是大疆消费级无人机事业部负责人，已经 36 岁了，在公司内部位置不低。决定创业时，陶冶告诉来劝说的同事：“这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做大事的机会，我能感觉到我的青春正在逐渐离我而去，所以我要赌这个。”陶冶选择了 3D 打印这个当时看起来不太性感赛道，成立了拓竹科技。拓竹的爆款产品 Bambu Lab X1 也经历了研发期漫长的煎熬，但一上市就击爆了现有产品：当市面上产品还在单色打印时，拓竹可以同时实现16色打印，打印时间相比同类产品少 70%。Bambu Lab X1 众筹就达到 700 万美元，打破了众筹平台有史以来的纪录。对于一台售价数倍于同类产品的机器来说，算得上一道奇观。只用了 4 年，拓竹营收就从 0 做到 50 亿元。在很长一段时间中，除了令人惊叹的增长，拓竹没有什么大事发生。用一个投资人的话说，“只是单纯地赢。”当正浩、拓竹相继成为现象级公司后，投资者开始相信，大疆的产品方法论也许有着更好的风险报酬比，哪怕它代表的“饱和投入”策略会让一家初创公司的 CFO 心惊肉跳。以大疆风格鲜明的拓竹为例，它创立初期，就和其他硬件创业公司打法明显不同。“别人招一个人，拓竹招十个人，把所有的机会都探索一遍，挑最好的开花结果。”一位 3D 打印机行业人士解释。这些人力最终会扑在几款产品上并行开发，“别的公司三五个人做个项目，拓竹可能一两百人做一款产品。我们拿两把狙击枪放子弹，人家端的冲锋枪。”上述同行表示。而且拓竹和对手的另一个核心差异在于：它不做通板组装货，而是承袭大疆对供应链的全程把控。攒一台 3D 打印机不算复杂。硬件层面，Klipper 这样的开源 3D 打印固件问世多年。至于生产，创想三维、智能派这类大卖打磨多年后，珠三角供应链早已成熟，150 元就能买到驱动电机，最基础的芯片不到十块钱。和拓竹同期，不止一家公司在做类似的高速打印机，通常做法是由工厂买料代工。但根据上述业内人士介绍，拓竹直接在代工厂租下一块区域，自己招聘工人和厂长，自己采购材料。据说他们还换了门锁，派专人看管大门。“工厂老板都不能进去，工人进入都要录指纹的。”这是典型的大疆式管理。在大疆，关键零部件“小到几分钱都是自己采购的。”一位大疆前员工告诉我们。在正浩和拓竹身上，都有对生产和产品细节近乎苛刻的把控。拓竹的“门中门”管理，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汪韬的一个故事：他会告诉员工，要用几个指头拧到什么样的感觉时，螺丝松紧度才是对的。拓竹、正浩短时间估值蹿升，无疑是大疆方法论的完胜。以至于最近两三年，大疆的员工成了资方争抢的对象，尤其类似陶冶这样负责过核心产品供应链、市场、研发的“大产品经理”，哪怕还没做出产品雏形，就有投资人排队等着给钱。“这就是榜样的力量。”林源总结道。“再过几十年，回望中国科技企业史，会发现大疆是一个分水岭”，参与大疆投资的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高秉强说，因为大疆最早证明了“中国的年轻人可以做出世界级的产品，和科技超前的公司。”全球品牌，全球视野，全球创新
公元前 50 年，恺撒在一次决定性的战争后，给元老院发出一份只有三个单词的捷报：我来，我见，我征服。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一批硬件创业者面对全球市场有着同样的眼界和雄心。2012 年，大疆投资人李泽湘问红杉资本全球合伙人莫里茨：“要做国际品牌应该从哪里切入？”——当时国内投资人都把大疆产品当玩具，但莫里茨却赞誉有加——他建议：美国，美国硅谷，美国硅谷高科技公司的“头儿”。他们通过微软前全球副总裁沈向洋，把样品给到了比尔盖茨，又通过莫里茨送给其他硅谷科技大佬。从来不用苹果产品的比尔盖茨为了体验，不得不破例用了 iPhone（或 iPad），因为当时大疆只支持 iOS。大佬背书无疑是一次顶级的营销。这样的方式对上一代许多草根出身，几乎不会英语的老板们来说，太过陌生和奇特。从 2001 年加入 WTO 后，中国很快出现了一批全球经营的企业。代表性的联想、华为、TCL 在世纪之初就已经在海外派驻了很多员工。然而，早期中国硬件公司在全球市场中很难建立起品牌影响，只能靠收购打开市场。2004 年的冬天，联想用 30 亿美元收购百亿美元 IBM PC 业务的并购案，仍是全球商业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此后海尔、TCL陆续斥巨资，收购了不少海外老牌公司。很多时候，中企虽然是花钱的主，却比卖方身段还柔软。2010 年吉利收购沃尔沃时，李书福半开玩笑地形容那次交易：“如同一个农村来的穷小子追求一个世界顶级的明星。”但最近十来年诞生的许多硬件创业公司，却表现出全然不同的姿态。这一批 80、90 后创业者，大多出生于中产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见过好东西”，不少人在中国香港或欧美拿学位，伴随全球化浪潮起伏成长。刘靖康在 2014 年 Google Cardboard 发布后，就能从海外淘一副试玩。他反复讲述的人生格言“You Only Live Once”（你只活一次），在欧美年轻人中同样流行。大疆更是在十年前就开始启用外籍高管——这在当时的中国公司中极其罕见。“这一代创业者，有全球化的格局和眼界。而且基本都是高学历、高认知，做的都不是传统生意，基本都会偏科技创新。”运动健康硬件 AEKE 的联合创始人 Loong 如此分析。这种选择其实也是市场倒逼的结果。当这代人开始创业时，传统大品类已经饱和。早在 2018 年，中国就能给全球供应 18 亿部手机、3 亿台计算机、2 亿台彩电。中国制造的这三大类产品，占全球总产量的 90%、90%和 70%以上。“大家显而易见先做钱很大的事情。主干道一定要壅塞不动的时候，才会去看有没有小路和旁边的小路去走。”毛汉勇解释。以 3D 打印机行业为例，某家老牌头部公司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品牌部门，年终奖拿最多的是做亚马逊渠道和管生产的负责人。创始人学历不高，和技术团队开会时提不出太多想法，很多时候只能保持沉默。但这个创始人有胆量、能吃苦，公司背靠庞大的供应链一年做到 10 多亿营收，拿到上亿的利润。但陶冶 2020 年创业时，不可能再复刻这样的路径。即便在消费级 3D 打印机这样看似小众的硬件赛道，中国每年产量也能达到近 400 万台，占全球九成以上。拓竹最后拿出领先于对手两代的产品，才得以杀出重围。陶冶本人据说在海外和用户同吃同住了几个月。“最早的时候供应链能做什么东西出来，就往外卖什么东西。”毛汉勇表示，但“最近五、六年，大家开始了解海外有什么需求，再去做出来。中国企业家开始真正看世界，而不是看自己。”新一代创业者勇于进入自己并不熟悉的场景，开创全新的品类。比如庭院机器人。一个泳池公司创始人，此前没什么出国经历，家里也没有泳池。他和合伙人花了近半年，到美国考察了上百家独栋别墅，有时还得伪装成买家进入后院。摸清需求后，他们很快推出了定价上千美元的泳池机器人。有用户告诉他们，自己两套房子的泳池各配了一台，花了近 5000 美元。探索外部世界的回报也是可观的：公司成立两年营收数亿。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割草机器人行业。大疆前高管魏基栋创立的库犸动力，割草机器人定价比老牌割草机器人厂商富世华、嘉丁拿等高出三分之一以上。多位投资人告诉36氪，库犸动力目前营收或已超过 20 亿元。这正体现出中国硬件初创公司出海的代际差异：第一代出海靠 B 端大订单，不用研究用户，没有品牌露出；第二代靠亚马逊等跨境电商，有用户和产品研究、有品牌露出，但是更适合卖通用品；第三代先走全球众筹平台 Kickstarter、Indiegogo 等做验证，讲求测试全球用户的反馈，产品要有新颖的亮点。全球视野，以及技术创新，成为这一代硬件创业的关键词。一个典型的案例是 xTool，它靠着小众的激光雕刻机，营收已经突破 20 亿。xTool 的创始人王建军 2014 年做教育机器人时，就在 Kickstarter 上靠单品拿过百万美元众筹。此后每一款新品，几乎都会先到 Kickstarter 验证。2021 年，王建军成立了新品牌 xTool，做中国人很少接触的激光雕刻机。当时公司副总裁都看不懂这个产品，“觉得很难实现，甚至很难成功”。激光雕刻机的众筹成绩出乎所有人预料。该年其激光切割雕刻机众筹超过 260 万美元，在所有科技类目众筹中排名第七。接下来几年，xTool 的营收几乎每年都在翻倍增长。如果分析 xTool 的用户群，它的成功又不太突兀。Kickstarter 汇聚了欧美最先锋、视野最开阔的一群人，他们乐于为有创意的硬核产品支付溢价。而新一批中国公司，越来越善于击中欧美用户的七寸。十年前，王建军在众筹时，百万美元就称得上是个里程碑式的成果。到 2025 年中，安克旗下子品牌 eufyMake 一款消费级 UV 打印机，众筹了超 4000 万美元。2014 年到 2024 年间，Kickstarter 上来自大中华区的项目众筹总金额翻了 20 多倍。华米OV能量外溢，中国供应链中万物生长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如果不是背靠中国供应链，不会有大疆、影石这样的明星公司诞生。2025 年，一名硬件创业者，如果站在华强北商圈中心，方圆 1 公里之内，可以从 1350 家公司中找设计，3200 家公司里找研发。小样测试有 1260 个选择，3480 个供应商能做量产。如华强北博物馆蓝色展板上所写：“上午设计、下午打样、次日量产、一周出海”。这种速度实际上是深圳十来年的常态。2015 年，如果你到深圳创业，两天就能在这里找到 400 种手机零部件，在美国硅谷，至少需要两个月。在这个信奉嗅觉、胆量和取巧的新兴城市，头脑灵活的人到华强北三尺档口采购点半散装件、运到非洲组装成山寨机和电脑，卖给当地政府，就能赚上一大桶金。“（那时）大家都只是做东西，没有很强烈的品牌观念。”硬件公司蚯比创始人 Kooon 对我们回忆。有意思的是，就在“山寨帝国”华强北 22 公里外，龙华富士康每天向全球输送几十万部 iPhone 手机。苹果公司以要求严苛著称，iPhone 铝合金边框及后盖仅允许 0.02 毫米以内的划伤——这比正常人一根头发丝还细。这实际上是中国供应链强大力量的一体两面。中国有最顶尖硬件供应链，但普通创业者能触达的，只有廉价粗糙的那一面。直到一段“手机传奇”诞生，供应链的界限被打破，万物生长的时代来临。2010 年，雷军创办“小米”，想做出“全球最好的手机，只卖一半的价钱。”次年，小米一代上市，由富士康和英华达代工，用上当时旗舰机的配置，售价 1999 元，最终卖掉近 800 万部。同一年，低调的东莞公司 OPPO、vivo 各自推出智能机，还在做运营商业务的华为，也准备发力智能手机。短短 5 年后，中国公司在全球智能机出货量前六中拿下四席，仅次于苹果和三星。这是中国制造神话第一次出圈。智能手机是最精细复杂的消费电子产品。巨量出货的背后，是中国供应链的快速迭代和膨胀能力。“中国供应链发展这么好，有一个原因就是手机供应链能力的外溢。手机形成的整个产业链，外溢到了其他智能硬件那里。”Kooon 说。所谓“外溢”，是因为手机产量太庞大，只要手机行业开始下单，任何一个零部件的价格就会在短时间直线下降。2018 年，还在北京做方案商的创业者高望书关注到，小米推出了第一款支持双频 GPS 定位的手机小米 8。这成为他后来做智能割草机器人的起点。“在这之前，双频的 GPS 芯片是一个非常小众、高端、高价的专用芯片，它不太适合民用。”他对 36 氪回忆道。2022 年，当他南下深圳创业时，全套芯片组合已经降到 300 多元。除了双频芯片，曾经旗舰机才有幸用上的 NPU 芯片，经过手机到平板、机顶盒的大量应用，价格已经低到“烂大街”的地步。所以，中国公司能批量推出一种欧美人从未见过的产物：无边界智能割草机器人。从电脑、家电，到智能手机、智能汽车……中国供应链被喂养成一头巨兽之后，降维攻击成为了诸多产业的常态。比如，不到 5 年，以徕芬为首的国产“平替”吹风机，就把戴森市占率从 36%打到 7%。林源告诉我们，2017 年他创业时，定制高速马达要几百块。经过企业和供应链一起打磨，到 2025 年，高速马达价格就降到十分之一，良率超过 95%。“中国供应商变得越来越优秀。他们高质量、低价格的零部件催生了新的、本土的、极具侵略性的竞争对手。”美国记者费晓闻 20 多年前已经如此描述。中国供应商似乎被一种无法遏制的力量驱使，永远在为自己的产能寻找新客户。费晓闻时代，产品洪流涌向中国消费欲望旺盛的城市人口。2015年开始，极具性价比的“Made in China”商品，通过跨境电商平台开始涌入欧美家庭。那是草根创业者赚快钱的美好时刻，根本不需要关注所谓的品牌，供应链老板们也不太会在一些“小而美”的公司身上花费时间。然而大路货的潮水很快褪去了，传统外贸卖家的钱越来越难赚。供应链老板不得不开始重视起过去忽视的小客户。它们或许会才是产能的下一个出口。毕竟，在珠三角闯荡几十年，老板们除了大进大出赚钱，也不时见证很多“从 1 到 N”的传奇。比如一家做电源的老工厂，一年卖个几十万台，因为一家 3D 打印机创业公司下单，产能直接翻倍；或者松山湖 Xbotpark 创业基地几个大学生做出点新东西，突然有一天单量开始暴涨，代工厂随之从小厂长成中厂甚至大厂。以影石供应商弘景光电为例，这家在广东中山的公司 2015 年，就见到还没成立公司的刘靖康。弘景光电的创始人赵治平是行业老人，在舜宇做过总经理，而刘靖康还在南京大学读大四。2016年，影石第一款产品 Nano 发布后，弘景光电决定押注这家公司。影石这样的新一代公司，让合作的供应链们获得了丰厚的回报。2021 年，弘景光电前五大客户销售金额为 1.2 亿元。2022 年时，影石一家就下了 1.4 亿元订单，弘景光电营收直接翻倍。到 2023 年，弘景光电营收已经超过 7 亿，影石作为第一大客户，贡献近一半的营收。而且，弘景光电的扣非后净利率在 2024 年达到 15%，这在供应链企业中是了不起的高利润。相较之下，以手机光学器件业务为主的舜宇光学净利率只有 7.3%。2025 年 3 月，弘景光电在创业板上市，比影石还早 3 个月。从营收刚破亿的小厂到上市公司，弘景光电只用了 3 年。影石另一个供应商能率，在接触影石创新前，客户都是欧美和日本的头部品牌。他们至今还记得，2017 年影石第一代全景相机 ONE X 上市后，不到一年月销量翻了近 3 倍，厂里模具都不够用了。为梦想买单的人
2025 年夏天，AI 玩具公司跃然创新（英文名 Haivivi）完成累计近 3 亿元融资，破了行业记录。但两年前这家公司差点破产倒闭。2023 年，Haivivi 濒临绝境。李勇在北京已经融不到任何钱，公司欠了几百万，社保断缴一年。最感无力的时刻，他打算给估值打个对折，拿些钱清算关门。最终李勇还是心有不甘，融资中介告诉他，有个中国香港教授正好在找 AI 硬件项目，他决定再南下碰碰运气。李勇飞去深圳，见到一个叫高秉强的天使投资人。不久后李勇会知道，高秉强是深圳创投圈无人不知的伯乐。他和李泽湘、甘洁同为港科大教授，共同创立了松山湖 XbotPark 基地，有很多知名的投资案例，包括大疆和上市公司固高科技。见面时，李勇只看到办公室里坐着一个笑咪咪的老人，和想象中严厉古板的教授不太一样。“高老师有各种天马行空的想法，特别幽默。”李勇告诉 36 氪。后来，李勇看到高秉强微信介绍是一句粤语：“最紧要好玩”，意思是“好玩最重要”。李勇和教授聊了一个小时，高秉强“情绪特别饱满”，说得比李勇他们还多。李勇心头稳了，估摸总能拿到百八十万人民币投资，没想到高秉强一口给了 100 万美元。他告诉李勇：“你们自己准备一个协议给我签吧。”——没有被尽调、没有来回审核，钱一个月内就打到了账上。李勇接触过不少投资人，碰过很多壁，还是第一次这样爽快地拿到了钱。“高老师真的是‘天使’投资人。”李勇对我们感慨，“或许世界上真有这样的人，不缺钱，就是有情怀。”两年后，Haivivi 已经成了投资人口中“融资挺顺利”的一家公司。李勇依然难忘绝处逢生的那一天，“我们特别感激高老师，没他公司就死了。”在十年前，对于硬件初创公司来说，遇见高秉强这样“贵人”的机会，实际上并不多。投资人普遍认为，投硬件和买彩票没什么区别。“赌性很强，因为它的不确定性很高。”一位投资人表示。十年前，一位看硬件赛道的投资人带着自己看好的项目上内部投决会，但是合伙人一句话就否决了他辛苦找来的项目：做硬件成本高，失败率高，回报低，为什么不把钱投给互联网？这话也没错，当时正是移动互联网高速成长的节点。很长一段时间中，愿意投资硬件初创公司的，只有极小一撮“理想主义人士”。2014 年，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泽湘北上，联合高秉强、甘洁，在东莞松山湖发起了 XbotPark 基地。李泽湘身上有些朴素的家国情怀，在他眼里，靠模仿、抄袭的产品之路很快会走入死局。他想推行“新工科教育”，找到一群“能用科技创造新东西的人”，并帮助这些年轻人在世界分工体系中，赚取头部利润。松山湖 Xbotpark 基地走创业孵化器路线，他们初期投资金额一般几百万，金额不算高，但足以支撑一家公司做出原型机，不至于被扼杀在初生期。除了大疆，后来成为投资人追逐对象的云鲸、Liberlive、松灵机器人、逸动科技，都是在松山湖 Xbotpark 拿到早期投资。“李老师还是比较相信梦想。”一位投资人评价。在基地当时尚未装修的厂房里，云鲸是第一批孵化的项目。初生的云鲸差点没活下来。成立早期，云鲸融资很不顺利，张峻彬创业时26岁，学生气未退。有投资人记得当时张峻彬常常“被疯狂diss，觉得你就是个小孩、书生，懂什么供应链。”似乎所有人都在问张峻彬：“你知道现在石头有多牛吗？你知道科沃斯有多大吗？”云鲸做第一次对外融资时，资方一定要对赌。李泽湘曾对媒体回忆，最后是他和几个老师掏钱领投，“顶了他一轮。”2019 年，云鲸推出初代扫拖机器人 J1，当年销售额就破了 2000 万。从它之后，“可自动洗拖布”这个功能逐渐成为扫地机器人的标配。云鲸很快成了普通基金“高攀不起”的独角兽。2020 年开始，云鲸在 5 年中完成 8 轮融资，名单里不乏南山新战投、腾讯、字节等头部基金，最新估值已经突破百亿。此时，互联网红利已经消失，而新一代硬件公司一次又一次证明了赚大钱的能力，投资市场的偏好开始转向。但硬件投资市场，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有种“错配”：很容易从早期“看不懂”，到产品火了之后“投不进”。以一位做机器人的创始人为例。他很早就开始创业，但业务一直没有爆发，最苦的时候，创业早期的兄弟都走了大半。那几年，他受了投资人不少冷眼。这个创始人靠自己死扛，熬出了一个大爆款。公司只用了两三年，就冲到细分领域头部。现在投资人去搭话，他会回复：“滚蛋”。同样的故事还发生在 Plaud 身上。许高拿出第一代产品时，因为“智能”体验提升不大，一级市场对 Plaud 反应普遍冷淡。“就觉得他就是一个硬件，也没什么特色。”一位投资人告诉我们。2023 年夏天 Plaud 爆火后，它的大门几乎没有为国内投资人打开过。有投资人告诉我们，有不少机构找上门想参股，最后连许高的面都没见到。它唯一一次公开可见的融资，来自一家日本背景的硅谷基金 Carbide Ventures。一次又一次，新一代硬件公司用真实的业绩，推翻了此前投资市场对硬件公司的成见。5 年前上市的安克创新市值突破 700 亿元，掀起第一波热潮。今年影石创新上市后股价狂飙、市值目前已超 1200 亿元，又把投资市场对硬件的追捧推上高峰。过去看消费、看游戏的投资人，纷纷都看起硬件。一位原本关注半导体赛道的投资人，现在看起了 AI 眼镜。有投资人直言：“再不关注，就要掉队了。”沉寂已久的市场开始躁动。某头部机构现在每个月上会 15 个早期项目，大多数是硬件产品。“今年是硬件的小阳春，把整个市场都盘活了。”一位投资人告诉 36 氪，“一部分资金在平衡配置回到亚洲，而中国最有特色，又能在海外看到销售成绩的就是消费硬件。”曾经在互联网、消费行业才会出现的狂欢，现在终于发生在硬件赛道。“好项目都是挤破头进去。”一位投资人告诉 36 氪。一家创始人背景不错的割草机器人项目半年融了三轮，累计上亿，最近的一轮份额根本不够分。还有一家头部硬件公司没有大范围路演，架不住很多机构听到消息找上门。老股东能优先认购，很多腰部机构连创始人面都没见上。这种繁荣背后是一段艰辛的岁月。在过去十年，没有李泽湘、高秉强这样的投资人，很多明星公司早已夭折。他们给予硬件创业者最宝贵的，就是试错的机会。“就像走夜路，你一个人会很害怕，两三个人或三五个人一起，然后再给你一个手电筒，一个打狗棍，你就不害怕了。”李泽湘曾经这样说。而现在，走硬件创业这条路的队伍正快速壮大。当新一代创业者克服了恐惧，更自在地服从内心愿力的驱使，他们面前会展开无比广阔的世界。八十多年前，在战后废墟中创立的索尼，尚未拿下日本市场，却已放眼海外。当时创始人盛田昭夫也表达过相似的愿景：“外国人的固有观念是日本制造=粗制滥造，我们则一心想改变这种现状。”他始终坚信一点：模仿只会造就二流地位与二流利润。”盛田昭夫的坚信造就了一家年销售收入十三万亿日元（约合 6332 亿元），营业利润达一万四千亿日元（约合人民币 676 亿元）的全球巨头。八十年后，大疆创始人汪滔在朋友圈写道：“文化、价值观、产品的二等公民，我做腻了，期待我们的产品也可以早日让美利坚五体投地。”这种信念跨越了时间和国界，如今在中国年轻一代企业家身上重现。他们也有了让自己理想生长的土壤。强大的供应链、一群仍有情怀的投资人，以及丰沛的全球市场，足以筑造出一个宽广的新舞台。中国硬件如猛虎下山，势不可挡。推荐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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