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 09月12日
上海道教学院:当代建筑理念与传统道教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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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道教学院是中国首座以当代建筑理念设计的道教学院,没有传统飞檐斗拱,采用花岗岩石材与钢筋水泥。学院传承早期道教“学修一体”的传统,开设道教医药与养生、道教义理与科仪等课程。建筑布局沿中轴线依次为山门、三清殿、法堂与藏经馆、师生宿舍,以及地下室圜堂。塑像艺术强调神性与抽象性的结合,如三清像底座如海螺倒立,象征虚无与超越。建筑理念体现道教“盟约”思想,去除帝制国家改造的部分,回归道教初心。

🏛️ 上海道教学院是中国首座以当代建筑理念设计的道教学院,采用花岗岩石材与钢筋水泥,摒弃传统飞檐斗拱,体现了道教随时代变化的开放态度。

📚 学院传承早期道教“学修一体”的传统,开设道教医药与养生、道教义理与科仪等课程,旨在培养兼具理论与实践的道教人才。

🗺️ 建筑布局沿中轴线依次为山门、三清殿、法堂与藏经馆、师生宿舍,以及地下室圜堂,象征道教从外在仪式到内在修行的完整体系。

🎨 塑像艺术强调神性与抽象性的结合,如三清像底座如海螺倒立,象征虚无与超越,五老像中两位改为女性,体现道教对阴阳平衡的理解。

🌱 建筑理念体现道教“盟约”思想,去除帝制国家改造的部分,回归道教初心,强调“信道守戒”的自律与自省,指向生命的超越。

2025-09-11 15:00:00

最新落成的上海道教学院是中国第一座以当代建筑理念设计的道教学院。(郑超 摄)

1600多年前的长江口海边,港汊交织,芦苇丛生,各类鹤群栖息于此,文学家陆机年轻的时候,常徜徉其间,惯听鹤鸣划破长空。临死之前,他还念念不忘这梦幻般的啸音,“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

后来,海边的沼泽渐渐成陆,人们怀念这一带曾经有过的仙鹤身影,就将此地取名为鹤沙。1600年后的这个夏天,在鹤沙附近的召稼楼古镇,建筑师陶金指挥工人们把一对铜制的仙鹤安放在上海道教学院的大殿之前,其中一只敛翅端立,另一只则似要展翅腾空。

这是一座新落成的道教学院,没有传统的飞檐斗拱,没有砖木结构,取而代之的是花岗岩石材与钢筋水泥,以及具有设计感的宗教空间——这是中国第一座以当代建筑理念设计的道教学院。

2025年8月19日,学院举行开光、安坛仪典。陆大坤法师主坛,上海道教学院院长吉宏忠道长拈香。新一届的上海道教学院师生将会在新学年里搬进这里。他们会在这里传习三个方向的专业:道教医药与养生、《道藏》研读与修持、道教义理与科仪。“很多学生是看了修仙小说来报名的。”学院的监学刘超道长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些抱持着道术理想的学生,将会在这座中国的“霍格沃茨”中学到什么,是吉宏忠所关心的,也正是建筑师陶金想要在这座建筑中努力表达的。

说它是道教学院,却又分明像是一座道观。山门匾额大书“鹤坡振玄之观”,结体似隶非隶,是书法家鲁大东手笔。进山门后就是三清殿,俨然供奉三清,这让它确实变得更像是一座道观而不是学院。

礼毕,吉宏忠开始向来宾们讲解这座建筑的设计细节,陶金忙碌的身影也穿插期间,从发愿到落成,这座占地仅14亩的学校花去了他们12年的时间。更早之前,陶金发愿要将江南地区的道教科仪用影像记录下来,遍访江南道观,由此认识了上海城隍庙住持吉宏忠。

道学院与道观的合二为一,让这座建筑显示出与中国其他宗教建筑完全不一样的气质,而创造这座建筑的人,显然抱持着对道教思想不一般的想法。

陶金办公室桌子上,还有一张桌布的设计图纸。三清大殿的供桌上要铺一张桌布,这张桌布的折叠样式要怎么设计,陶金也费了不少脑筋。仔细看设计图,桌布左右两边的折叠方式不一样,“为什么两边不对称?”陶金神秘地笑笑,“这就是我的设计啊。”他身材高大,微胖,“我一紧张,就会发胖。”

“龟毛”的设计师就是这样。建筑里的一草一木,都表示着某种宗教义理,都要亲自过问。这十几年,在建筑方面陶金就只做了这一个项目,他就是想让自己变得龟毛一点。还在念书的时候,他常常会看到西方、日本的建筑师设计的宗教建筑,觉得非常羡慕,简直“太爽了”。那时候的中国佛寺、道观,在外观上普遍还是仿古样式,青瓦红墙,仿砖木结构。

2013年,陶金设计的江苏茅山德佑观落成,那是道教历史上第一个现代风格的建筑,在道教界泛起了不小的涟漪。谁来设计新的道教学院,“我想到的第一人选就是陶金。”吉宏忠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山门两旁有两尊青龙、白虎门神,匾额大书“鹤坡振玄之观”。(郑超 摄)

金石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建筑”

2013年,吉宏忠把建设一座新的道教学院的任务,交给了陶金。设计之初,吉宏忠就提出一个主要诉求:房子的外立面一定要易于打理。吉宏忠在上海城隍庙当住持多年,砖木结构老建筑让他“吃尽了苦头”。

一位来自江苏的匿名道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南方有某座仿唐的木结构道观,“隔音问题、夏天制冷问题、冬天取暖问题”,都成为业主的负担,“房子到了台风天就漏水,今年给木头打木蜡油,前两天刚刚做完,明年还得做,得连做5年,接着要五六年做一次。”

陶金想了左中右三个方案。“左”的激进方案是一个完全现代的建筑,陶金随手找了一个纸片,画了一遍当初设想的这个方案,那是一座屋顶连绵不绝的房子,如云游之舟漂浮在大地上。“右”的保守方案则是一种新古典主义样式,“像民国大学那样,武汉大学老校区那种感觉”。

吉宏忠当时看了一眼“右”,就觉得不行,“太老气”。陶金顿时觉得这个甲方“挺有意思”,“感觉可以去试探他对设计审美的上限在哪里”。

陶金不算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建筑设计师,在设计道教学院之前,他只有少数的几次练手机会。比起建筑,陶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研究道教历史、道教的义理与科仪。2023年,他出版了道教研究著作《盟约——道教法箓的精神内涵与授度仪式》,“其实在中世纪、文艺复兴时代,我这样的情况才是极为常见的。”陶金说,中世纪建造宏大教堂的建筑师们,本身都有着深沉的宗教热情。

吉宏忠几乎一眼就看中了“中”的方案。陶金舍弃了土与木,选择了金属与石材。早在汉代,神仙栖居的岩洞就被描述为“石室”,到了明代,武当山道观开造金殿,寓意古老道经中描绘的天上宫殿——金阙。整个学院以花岗岩做外立面,附以铜制格栅,风格冷静而克制。

房室檐口的设计,则借鉴了传统砖石建筑的“叠涩”工艺——即通过砖石逐级出挑形成屋檐结构,并精确控制出挑比例,塑造出流畅的弧线。但区别于传统建筑做法,陶金不仅将“叠涩”应用于屋檐,更受上海市区西洋建筑装饰艺术风格(Art-Deco)的启发,将叠涩延伸至垂直维度,塑造了立柱的细节。

吉宏忠对自己的评价是:“我不是一个固执的人。”他看到有网友点评学院“太现代了”,就忙着解释说:“其实道教从来都是随方设教,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从文学上来说,都知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我想建筑也应该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格。我们当代一定要有当代的建筑。”

陶金心中没有古、今、中、西的藩篱界别,他的思考出发点是道教义理与材料、形式之间的内在关联,“这给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创作自由”。

2025年8月19日,上海道教学院举行开光、安坛仪典,院长吉宏忠道长拈香。(郑超 摄)

布局

过去的道观相当于“综合性大学”

得到甲方的极大信任后,陶金得以将自己的道教观念融入建筑上的“创作自由”。他任职于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多年来的研究课题之一便是道教的“洞天福地”遗存。

唐代高道司马承祯曾将天下的洞天福地总结为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按东晋道经,洞天是人死之后期望到达彼岸的中间场所。奉道之人死亡之后,在洞天中继续修行,这些人被叫做“地下主”,非鬼非仙。此时会有各种上界的神仙定期考察他们的修行。“所以洞天其实是个学校,其仙官系统涵盖了教授、考校、授职等功能,俨然一座制度严密的道教大学。不断有人过来考察,把修行好的人带走,变成真的神仙。”陶金说。

“福地”则是天地造化为奉道者所开辟的圣所,供其避难、耕织、隐修。陶渊明的桃花源,也许便是早期的一个福地。

道教修行中,智识层面的“学”与具身层面的“修”乃不可偏废的一体两面。早期的道观建筑规制,反映的就是这种“学修一体”的传统。据《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等道经记载,中古道观布局中,中轴线上,进了山门之后便是一个斋坛,这是举行斋仪的地方,是一个具有公共性的仪式空间。斋坛后是三清殿,再往后都会有一个法堂,“法堂是老师升座讲经的地方,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教室。道观就是一个学校。”金元时期,法堂之后又出现圜堂,则专供个体打坐内修。中轴线外又有很多别院,缀以园林山水,草石花木。

陶金想让这座道教学院继承早期道教“学修一体”的传统,成为一个当代的洞天福地式的学院,“既要在道教的公共仪式层面满足功能需要,还要满足师生们静修、教学的需求。”

在14亩的狭小面积上,陶金的布局设计是对中古道观建筑规制的一次复兴与再创造。沿中轴线自南向北依次为:山门、一进院的三清殿、二进院的法堂与藏经馆、三进院的师生宿舍,以及将圜堂移入了三清殿的地下室。

“之前没有人意识到中古道观就是一个学校,我们意识到了,就想把它融入到设计之中。把斋坛和三清殿合到了一起,法堂变小,但法堂的两边是现代化的教室。”陶金说。

“很多东西都已经失传了,包括整个道观的布局。”吉宏忠说,“在唐代,宫观发挥的功能跟现在不一样,现在给你的感觉就是烧香拜神的地方,就是去就拜拜。但在唐代,佛寺也好,道观也好,其实就相当于综合性大学。”

上海道教学院的设计希望继承早期道教“学修一体”的传统。(郑超 摄)

自然

“所有的塑像在表现神性的同时,都显露出某种抽象性”

还没有踏入学院的山门,边上的两尊门神,就以巨大的体量震慑着来访者。道教以青龙、白虎为门神,一般道观里,青龙白虎均现人形,为古代武将形象,而这里的青龙白虎,好似原始山林中的野兽之神,充满动物的野性。青龙主东方,白虎主西方,雕塑艺术家梁硕在设计的时候,特地抓住了东方之木与西方之金,将树木纹理赋予了青龙的皮肤,再将金石矿物结晶的质感加诸白虎。白虎蜷缩似在蓄力,青龙舒展如凭虚挥掌,“一张一藏。”梁硕说。

这一崇尚自然变化的理念,也延续到了大殿之中的三清像和五老像。

三清为道教最高神,也是道教宇宙观中宇宙生成、运行与修行成道的三大境界。设计三清和五老形象的是梁硕的妻子解群,梁硕则负责具体的制作,他们夫妇已经与陶金合作了大约十年。不论三清或五老,都秀骨清像,如南朝人物,完全不似一般道观中的老者形象。“陶金做道教的观念传达,都往早里追溯。”梁硕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跟随这样的表达,造型艺术也穿越唐宋,直追汉魏。魏晋时期的人物造像,也许没有那么壮美,但线条微隐,“不是那么向外扩张,向着一种虚无的地方去……”梁硕停顿了一下,觉得很难再说下去,“把雕塑语言转化为日常语言,很难。”

道本没有形象。早期道教也没有偶像崇拜。陶金曾在设计另外一个道观的时候,刻意强调了这一点,当时大殿中只设一个神位,没有塑像。“但是这样一来,来求神拜佛的人,看不到神像,就少了很多施舍。于是道士们又在大殿里安放了神像……”

既要有三清的形象,但又要突出这个形象源自虚无,解群使用了“母体”的概念,陶金则称之为“海螺”。

大殿正中端坐三清塑像。观者从左到右,分别看到道德天尊、元始天尊、灵宝天尊。三清的底座如海螺倒立,螺旋纹的“气”从虚空之中升腾而起,逐渐运化、凝结并最终聚为人形。这个倒立海螺状的底座,就是解群想象中的“母体”,其中运化之气,是三清在道教义理中最为虚无与超越的本质——即玄、元、始三气。

大殿正中端坐三清塑像。(郑超 摄)

五老则是道教神话中的五位先天神明,对应着五行及五方。五老像立于大殿四角及正中央,若从下往上仰视,五老的脚下是五行的自然元素,东方始老化自树根,南方真老化自火焰,西方皇老化自金石,北方玄老化自水浪,中央黄老则隐于大殿中央的法台之中,并不被观者所见。

所有的塑像在表现神性的同时,都显露出某种抽象性。和现在的大殿的简素风格相比,吉宏忠觉得第一稿的大殿设计“有点俗”,“当时是想做到富丽堂皇又不失庄严,满天神佛的壁画”,但是越到后来,两个人对“道”的本质越来越形成共识,就逐渐舍弃掉原先的设计,变得越来越抽象。

阴阳

“道没有性别”

陶金脖子上戴着一个小葫芦。说话的时候,他会偶尔摸一下葫芦。葫芦是空的,他说空很重要。老子所说的橐龠(鼓风机)也是空的,正因为空,一呼一吸,气就通了。法师在坛场上行法事,用身体集气,再散布出去,身体就成了一个橐龠、一个葫芦,陶金说。

大殿的殿顶嵌着一面硕大的镜子,大殿中人抬头仰望,能看到自身在其中的倒影。那是一个镜像的世界,也是一个虚无的世界,陶金希望抬头仰望的人,能看到虚无。

“你看看三清的脸,有什么不一样?”陶金狡黠一笑,问道。

流行的传统造像,三清均蓄须,老年人,但陶金“老觉得哪里不对劲!”按照道教神学逻辑,元始天尊是一,是道气所化的最原初的存在,此后才生二、生三。那么最初的存在,“为什么就是一个老年男性呢?”

后来陶金看到了更多古代的资料,发现古人也偶尔会将元始天尊塑造为“baby face”。“永乐宫壁画上的三清,也是没有胡子,我看了之后就觉得特别对!”大殿上的道德天尊和灵宝天尊分别为老年男子和中年男子的蓄须形象,但中央的元始天尊却面庞光洁,宛如一个美少年。

“陶工倾向于把元始天尊做成一个没有性别特征的人。虽然身材比例与另外二尊无异,但脸还是浑圆的少年天成之相。”解群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在建筑工地上,大家都习惯叫他陶工。

更加出人意料的是五老像。五老的性别,其实是解群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她和陶金都知道,从逻辑上说,“既然五老是五行,五行就有阴阳,那为什么传统上会是五个老头形象呢?”这说不通。解群希望把一些更加阴柔的东西加进去。

这个有点“离经叛道”的问题似乎古人完全没有考虑过,甚至不成为问题,自古以来五老就是五个老头子。但是吉宏忠认真思考了陶金和解群提出的这个问题,“思考这些问题上不封顶”,最后他和他们达成共识,将五老中的两位——西方少阴与北方太阴——改成了女性。

解群一直在思考五老的性别,后来决定将五老中的两位改成女性。(郑超 摄)

“不固执”的吉宏忠给了艺术家们极大的发挥空间,但他说:“所有的当代表达,背后要有道教的义理在。”

“道教不就是这样的吗?”陶金反问南方周末记者,“你看《道德经》里的用词,玄牝,对于老子来说,道没有性别,如果真的有,它更可能是阴性。”

郑超道长是一位摄影师,他会把新学院的照片发到社交媒体上去,但收到的反馈往往令他感到失望,比如有网友评论说:“道教文化体现得不够深。”但郑超仔细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到目前为止,没有一条批评是切中肯綮的。”

黍珠

“突出了这个空间的仪式性、神圣性”

2013年,陶金带着设计上海道教学院的任务,去全国各地考察古代石窟寺。艺术家付晓东那个时候在敦煌遇见了他。2025年,当付晓东看到新建的学院的时候,回忆起了当年陶金在敦煌的独特行径:“每当走进一个不同类型的佛教洞窟,他都会一边唱诵,一边踱来踱去,去测试仪式空间的反音率和尺度,时而在某个角落处指出道教遗存的痕迹。他那种将学术研究与宗教仪式体验结合的独特方式,总让人惊讶。”

新的学院完全出乎付晓东的意料,“到里面一看,跟中国传统样式几乎没啥太大关系,完全是一个当代建筑。”尤其是法堂的几何元素的应用,让她想起伊斯兰建筑的元素。“它的设计突出了这个空间的仪式性、神圣性。”

穿过大殿,就是一个高挑的空间,阳光透过顶棚洒下,法堂在这里升起。

据《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载,元始天尊曾施大法力,悬一粒黍米于五丈空中,将万千数众接引进黍米之中,并在这颗黍米宝珠内进行传授仪式。如果说元始天尊是宇宙的第一因,那么这颗黍珠就是宇宙大爆炸的原点。

法堂的主体建筑,象征的就是这颗黍米宝珠。未来,将要接受传度的学生走过上升的阶梯,从地面进入空中的“黍米”之中。“黍米”内部是一个圆形空间,是未来传授道箓的仪式场所。空间顶部悬垂的是圆形玻璃囊的北斗七星灯,在它的照射之下,周围墙上代表六十甲子的六十面铜镜,每一面都将折射出七星光芒,再汇聚于站立在中心位置的学生。付晓东称这一空间为“超现实空间”,“在传度的神圣时刻降临之时,使人如同陷于宇宙的星空之中。”

宇宙有生成,也有毁灭。毁灭时,时空陷入混沌。为救度善人免于混沌,老君下降,为天师张道陵授受“三天正法”,教给老百姓行善、谢罪的方法。宇宙在混沌中运行多年,又会从一个点重新化生,在上一世奉行大道教诫的道民,便能够在混沌之后的太平之世“回骸起死”,成为新世界中善的种子。“早期道教的核心在于‘救度’,它坚决反对祭祀。大道是不会降福给一个有罪的人,单凭祭祀无法获得上天的祝福,所以道教的斋仪都是以谢罪作为祈福之法。”陶金说。

法堂内部的圆形空间是未来传授道箓的仪式场所。(郑超 摄)

法堂直通地下,便可见一个洞口,连接一段纯白色的拱形通道,尽头仿佛若有光。这是一段穿过生死之界的隧道,抵达三清大殿的地下圜堂。

圜堂是学员们打坐冥思之处,陶金也将之称为“鹤窠洞天”,进入洞天之前,一抬头,牌匾上大书“向死而生”四字。“出生入死,也是《道德经》里的话,就是向死而生。进入洞天,其实就是寻找死亡,在寻找死亡的过程中找到一种永恒。”陶金说。

伴随冥想的是山水的倒影。地下空间看不到外界的山水,陶金在圜堂的顶部设计了环形的灯墙,灯墙背后掩映着山石草木的剪影,思绪飞动之处,剪影也随之摇曳。“道教的终极艺术是山水画。人物都在山水之间。”他说。

山水

山水画与道教的关系

十年前,陶金与付晓东讨论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在连绵的青绿峰峦之间,他在最高主峰中轴对称之处发现了隐秘的坛场,旁边还站立着仙鹤,他断定这是一个道教崇拜的痕迹。

早年的艺术史研究,并不太注意山水画与道教的关系,自上世纪90年代石守谦首论道教与山水画之间的关系以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已明确指出,中国的山水画,与道教的仙山崇拜有关。已故荷兰汉学家施舟人(Kristofer M. Schipper)认为,中国山水画以及造园艺术是最能体现道教精神的艺术形式。

如果组成一座山的岩石可溶于水,如石灰岩、碳酸盐岩,岁月浸久,山就被水削成,被凿穿,形成的便是喀斯特地貌。中国是世界上喀斯特地貌面积最大的国家,今天我们能观察到的奇峰、怪石、溶洞,古人也曾寓目,并激发了他们的想象——相隔千里的洞与洞,内部是否相连?是否是抵达另一宇宙的入口?六朝的道教隐士们将这些关于山的想象融于艺术表达与神学表达之中。

大殿前矗立的两块孔洞透漏的太湖石——日峰与月峰,象征的便是道教的仙山崇拜。

日峰在左,高达五米,吊装的工人站在它身旁,竟觉渺小。一般园林里的石头,大约两三米,但在宗教场所,以视觉的压迫感造成神圣性,成为吉宏忠的考虑目标。

选石人顾默修与石头打交道多年,深知石头每大一分,寻找的困难就要多十分,“这是天生地长的东西,只能去碰、去等”,他发动全国的人脉,花了好几年功夫,才在南方一位藏家手里,买来月峰与日峰相配。顾默修说,“它们在气场上、形制上,整体的视觉起势上,有美学反应。”

日月双峰之前是四株泰山油松。造园艺术家李昕曾带着陶金去泰山山区选松树。现在国内的寺院,流行日本黑松,“修得圆头怪脑,硬拗出苍虬之势,其实都是剪刀的功劳”,陶金和李昕的共识是,不要这种“拘谨的松树”,要有自然的姿态。

四棵200年树龄的老松,李昕本想让它们如卫兵般中正排列,但陶金找来一个寺庙中被雷劈过的古树的照片,“你看这棵斜飘的,是不是很有仙意?”陶金问她。那张照片上,老枝横斜旁逸,被雷劈过的断茬,渐渐长成了一个龙头的形状。

学院中的园林,取意传统的“一池三山”。(郑超 摄)

学院中的园林,取意传统的“一池三山”——太液池与东海中蓬莱、方丈、瀛洲三仙山。古人作园,“一池三山”本是古典皇家造园的经典范式,“这个逻辑就来自道教,给皇帝求仙问道用的。”李昕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学院中的一池三山,要区别于古典皇家园林的表达。最开始,三山是具体的三块大石头,罗列安排在长方形的池子里。李昕让它们变得越来越抽象,直至其中的一座仙山被“压扁”为一块长方形的汉白玉,矗立在水旁——既造成视觉的层次,也和整个建筑的现代风格呼应。

侵蚀

“怎么会是玉帝这样一个封建帝王形象呢?”

被赋予仙山崇拜的太湖石,其实就是石灰岩。一开始的太湖石产自苏州西山,“但到了宋代,那里的石头基本已经被挖光了。”顾默修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崇道的宋徽宗用花石纲将太湖石搬运北上,江南为之山空。

道教发生重大的转折也是在宋代。北京故宫御花园里有一个钦安殿,平时不对游人开放,研究者也鲜少踏足。钦安殿是紫禁城中轴上唯一一座供奉神像的宫殿,建于明永乐年间,供的是玄天上帝。自溥仪出宫,这间殿宇大致保持了原样。陶金曾被邀请进入钦安殿进行道教文物的鉴定,当时他意外地发现了一枚玉简,“一看,是瘦金体”。后来经过鉴定,果然是宋徽宗的遗物。

这是宋徽宗为玉皇加圣号所御题的玉册中的一枚单简。政和六年(1116年),在为玉皇上帝加圣号的祀典中,玉册被安奉在汴梁玉清和阳宫的玉虚殿内。据陶金考证,玉册大约包含了三十五枚玉简,岁月辗转,玉册散佚,如今仅存钦安殿中的这一枚。这枚玉简的发现,再次印证了学者们对于道教发展史中一次重要转折的判断。

“道教中玉皇上帝的崇拜,是宋代皇室为了证明自己的合法性而刻意制造出来的。”陶金说。玉皇上帝,现在通称为玉帝、玉皇大帝,通常就是一个旒冕博裳的封建帝王形象,“每次看到玉帝,我内心就有一种违和感。”这是陶金从接触道教开始就有的一个疑惑,道教的最高神是三清,乃天地之气所化生,“怎么会是玉帝这样一个封建帝王形象呢?”

一些道观的建筑史也在诉说着玉帝崇拜在被制造出来之后,逐渐抬升神格的过程:北京白云观、龙虎山上清宫……都在后世将三清殿改成了玉皇殿,这在陶金看来是帝制时期皇权对道教的一种侵蚀。“宗教帝王真真实实地跟人间的帝王互相镜像了。北京的大高玄殿里面供的玉皇像全部是等身像,为什么?就是要跟帝王本人发生关系。你会越来越发现道教被封建礼教给腐蚀坏了。”讲道教的这些历史,陶金的语速不断加快,他说每当讲到这些的时候,“心中就有一个鲁迅被激发出来!”

道教的最高神是三清,但后世的一些道教建筑将三清殿改成了玉皇殿。(郑超 摄)

“道教到现在已经1800多年历史,很有可能今天的道教徒,因为种种原因已经背离或者忘记了祖师立教时的初心使命。”吉宏忠与陶金在建筑想法上投契,在对待宗教的看法上也有很多共同点:“道教产生于帝制时代,它要不断地适应皇权,皇权也在腐蚀它。”他会用“屈服”来形容道教的历史——这个词来自学者葛兆光的《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

“我们想要去除道教中自唐宋以来被帝制国家改造的那一部分。”这十几年里,陶金和吉宏忠一次又一次地聊建筑、聊设计,但归根结底,他们聊的是建筑背后的宗教革新。这座新的建筑,只是将他们的革新观念外显的产物,用陶金自己的话来说,“建筑里藏了很多私货。”

盟约

观念的是非,在艺术面前没有那么重要。

来到学生的生活区,这首凝固的旋律已经渐入尾声。二楼食堂的桌子被设计为圆弧形,一段一段圆弧,形成几个同心圆,在任何一个位子坐下,都会面对着中心。食堂墙上,挂着“同席共气”的牌匾。

陶金以前在国外上学,到了周末,同学导师之间家庭聚会,每人都会带上自己做的一道菜,拼成一桌大餐,吃完还会评选谁带来的菜最好吃。他觉得这是一个富有平等精神的仪式,它的精神内核和早期道教的“同席共气”很像。

汉代道教有“厨会”传统,强调通过聚餐的仪式,将同席者以道气相互贯通,形成生命的共同体,这就是所谓的“同席共气”。圆桌的设计呼应了这种平等、同命的精神,众人围坐成圆,互相连通,正是一家人团座聚餐的景象。“一直到东汉末年,道教还带有这种墨家的传统,底层人民抱团成为一个群体。”陶金说。道教学院的校训为“爱国爱教、侍道侍人”,对于后半句话,陶金曾给出的建议是“同命同爱”。

从汉代到清代,道教吸纳了极为多样的神灵崇拜,因此也呈现出极为复杂的面向,清静无为的三清崇拜是道教、文昌帝君香火旺盛也是道教……学者们将之称为“复数的道教”。道门中人对此深有感触,吉宏忠说:“你看介绍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的教义,都很清晰,唯独道教众说纷纭,我曾经自己开玩笑,说十个人讲,就有十个版本的道教。”

吉宏忠想要做的事情是“道教教义思想的现代建构”,而这正是陶金这些年在做的。以《盟约》的出版为标志,陶金通过对早期文献的梳理,提出了在多面的“复数的道教”背后,一个拥有明确边界的“道教”。

上海道教学院的食堂。(南方周末记者 王华震 摄)

相传公元142年,老君在四川鹤鸣山下教,与天师张道陵订立盟约,赋予了天师布散三天道气的使命。由此天师建立教团“五斗米道”,与川中百鬼立盟,又与道民立盟,建立了区别于儒教朝廷血食祭祀的“清约”大道。在陶金看来,道教神学的核心就是这个“盟约”,“就像摩西在西奈山领受十诫。”吉宏忠说。

陶金在《盟约》中将道教与犹太教进行了比较,因为两者都尊奉一种人眼不可见的“至上存在”,“古代近东地区与古代中国有同样成熟的政治文明,两者都将‘盟誓’这一政治仪式引入宗教语境,用以理解并表达人类与至上存在的亲密关系。”

由“盟约”的逻辑推演,道教不再是一种贿赂与祭祀的宗教。祭祀是人类利用祭品向神明求索的利益交换,“暗示了非理性的道德困境:神明如果真的会因为祭品应允不合伦理的祈求,教士则可能通过贩卖焦虑向信众进行精神剥削,以期从祭品经济中牟取私利。”而在“道”的义理中,大道是造化万物的源头,因此无法被自己所化生的人类所贿赂,“信道守戒”的虔敬宗教生活,成为获得福佑的唯一方式。“‘牺牲’的献祭被转换为谢罪、立功的自我献祭,以及自律、自省的生活态度,并最终指向生命的超越。”陶金说。

对于陶金的探索,学术界曾开过专门的座谈会并有过激烈的争论。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柏夷(Stephen R.Bokenkamp)教授在座谈会上说,学术界一直在探索道教思想的本质及其起源,但如何将如此多元的宗教实践归于一个宗教,道教研究仍缺乏统一的方向,而《盟约》一书提出了道教的核心思想,在他四十余年道教研究的历程中,这是第一次有学者提供了“可靠的”道教定义。

而提出质疑的学者也不在少数。道教学者白照杰指出,广义的正一道教是通过历代不断包容吸收其他经教传统形成的,而《盟约》中呈现的正一道却是不断地通过排他以确立自身,这种自我确证是否会有损于道教最初的包容性?

“通过较为开放的选择和串联道教材料,作者组织起一套看似自洽的义理系统,但这个体系可能无法完全贴敷历史上任何时间点的盟威道真实情况。这样的教义组织办法当然也有启发性,尤其是对道教教义建设和道教信仰者而言充满着难以抗拒的吸引力,但却也不是以‘求真求实’为目的的常规学术的诉求。”白照杰在一篇对《盟约》的书评中写道。

面对这些争议,艺术家付晓东给出的建议是,把整个建筑理解为一件大型的装置艺术,“他在通过建筑表达观念。”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观念成为理解建筑的钥匙,而观念本身的是非,在艺术面前,似乎并没有那么重要。

付晓东从小学国画,学中国艺术史,都是从风格论的角度来讨论黄公望、倪瓒、明四家……风格怎么变,但在这个背后,是历来被刻意隐去的黄公望与倪瓒的道士身份,“这些人的信仰是什么?只有理解了背后的这一套宗教系统以及他们的日常修行,你才能真正理解他们的山水画所要追求的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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