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不断升级的儿童肥胖公共卫生危机，在中国儿童青少年人口数量呈下降趋势的背景下，肥胖的病例数却在增加。
“目前我们医院肥胖门诊每年接诊数千例患儿，其中体重超过200斤的极端肥胖青少年越来越多，他们往往同时患有高血压、高尿酸、糖尿病前期、脂肪肝等多种代谢异常，甚至伴发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内分泌遗传代谢科曹冰燕医生对《知识分子》表示。
这一现象背后是一种全国性的流行趋势。曾在美国有二十年肥胖防控工作经验的西安交通大学全球健康研究院院长王友发教授指出：“2021年中国学龄儿童超重/肥胖率已达30%，相当于美国2000年左右的水平……我们团队编译的《2025年世界肥胖报告》显示，中国儿童青少年的超重肥胖率正处于快速上升通道，增速位居全球第12位，同期的美国增速已减缓，处于防控异常艰难的高位流行期。”
更令人警觉的是，中国农村儿童超重肥胖率正在以惊人速度赶超城市。“城市孩子胖，农村孩子瘦弱的刻板印象正在成为过去，2025年农村女孩超重肥胖率反超城市女孩，2027年农村男孩也将完成这一逆转。”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所长宋逸对《知识分子》说。她的相关研究获得2024年度“中国肥胖研究十大成果”之一，其发现彻底打破了“肥胖是城市病”的传统认知，预示着营养转型的负效应正在我国基层集中释放。肥胖在中国，也开始与贫穷、落后联系在了一起。
这些肥胖的孩子所带来的，可能是一代更胖的国人。有研究显示，在3岁时肥胖的儿童中，在青春期仍有90%处于超重或肥胖，还有相当一部分持续到成年期。这就是肥胖的轨迹效应，所谓“一胖误终身”。
哪些因素造成了中国儿童肥胖率的“快速上升”与“城乡逆转”？
通过对3000多万中国儿童数据的荟萃分析，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张建端联合王友发团队发现，含糖饮料摄入、母亲孕前超重和父母超重肥胖是三大关键风险因素。值得注意的是，“睡眠不足”对肥胖的影响大于“缺乏锻炼”，折射出当前教育体系下学业压力对儿童健康的负面影响。
该表格整理自张建端论文，见参考文献 1
除进食速度快、体力活动不足和含糖饮料摄入等行为因素外，最值得警惕的是肥胖的“代际循环”。张建端对《知识分子》表示，肥胖具有明显的家庭聚集性，这反映了家庭成员间共享的遗传背景以及环境与生活方式的相互交织作用。从生命早期开始干预，将是打破肥胖“代际循环”的关键，但她也特别提醒：“要避免将责任简单归咎于个体，而应该建立并提供科学、温和、无批判色彩的孕前及家庭健康支持体系。”
在对比中美差异时指出，王友发指出美国肥胖问题存在明显的种族和地域差异，美国南部、非裔和西班牙裔人群发病率最高；而中国则呈现北方高发、农村赶超的分布趋势。北方饮食结构中高油高盐更普遍，而快速城镇化的农村地区正经历着饮食西化、运动不足和传统“以胖为福”观念的多重冲击。他强调，美国的经验表明，肥胖并非单纯的“个人选择问题”，而是社会环境、政策体系和文化认知共同塑造的结果。这一认识转变，对中国的防控策略至关重要。
事实上，儿童肥胖的影响将远远超过了儿童期。宋逸团队2025年的预测研究显示，到2030年，中国7 – 18岁青少年中重度肥胖者将增长430%，肥胖合并高血压者将增加131.5%，超重/肥胖总病例净增3900万例。
“更令人担忧的是，儿童青少年肥胖问题叠加地域差异和社会经济不平等，将进一步加剧健康差距。如果缺乏有力干预，未来10-20年中国儿童肥胖及其相关慢性病负担将达到不可逆转的高峰，影响国家人力资本和社会发展。”宋逸说。
面对儿童肥胖这一复杂挑战，现行防控体系暴露出明显短板和困境。
“有些肥胖青少年家庭认为已经努力了，但体重仍下不来。实际上，他们的饮食结构、运动习惯都还有很大改善空间。这意味着肥胖防控仅靠个人家庭的生活方式干预远远不够。”曹冰燕说。
领衔多部肥胖防控指南和共识制定的王友发指出，目前我国儿童肥胖政策多为倡导性文件，缺乏强制力和跨部门协调机制。有的国家通过立法限制高糖食品、饮料广告、强制校园体育活动等做法值得借鉴，但需要结合中国国情调整。
几位学者一致认为，中国儿童肥胖防控的主要瓶颈在于政策碎片化、执行力不足、缺乏结构性和环境层面的系统干预，且文化观念滞后。尤其是在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尽管经济条件已有改善，但健康认知与干预资源的投入未能同步发展，“生活富起来，理念却滞后”，这使得儿童肥胖防控在这些地区难度更大。
以下为《知识分子》采访王友发、张建端、宋逸的完整访谈实录。
中国儿童超重肥胖增速加快，且农村赶超城市
知识分子：您曾在美国工作 20余年，儿童肥胖领域是您深耕的重点方向。当前中国儿童肥胖的整体趋势如何？与美国相比处于哪个阶段？
王友发：从历史进程来看，美国儿童青少年的超重/肥胖率经历了三个阶段：
低位稳定期——2–19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维持在15%左右，当时社会对儿童肥胖的关注度有限，尚未上升为系统性的公共卫生议题。
快速上升期——短短16年间，从约23%迅速升至33.6%，肥胖成为全社会讨论的焦点，公共卫生危机逐步形成。
高位流行期——2018年约35.4%的儿童青少年处于超重或肥胖状态，且严重肥胖比例持续增加。
根据2021年的数据，美国5–14岁儿童的超重/肥胖率已达到36.2%和37.2%，15–24岁青年则高达46.7%和50.8%，并有进一步攀升趋势。若延续当前趋势，预计到2050年，5–14岁儿童超重/肥胖率将高达45.1%，15-24岁青少年超重/肥胖率将达57.3%，而这一数值在美国25岁以上成人中预计超过八成。
肥胖问题在中美两国都呈现出复杂性和顽固性，中国学龄儿童的超重/肥胖率在2021年已攀升到约30%，相当于美国2000年左右的水平，处在“快速上升期”的中后段。根据我们团队编译的《2025年世界肥胖报告中文版》，该增速位居全球第12位。如果不采取有效防控措施，预计到2030年，中国学龄儿童青少年的超重/肥胖率将从 2019 年的19%升至31.8%，学龄前儿童为15.6%。这意味着十年时间我们或进入类似美国的“高位流行期”，届时防控难度会显著增加。
知识分子：对比中美儿童的肥胖流行问题，各有哪些特点？
王友发：美国的肥胖率存在显著人群和地域差异，非洲裔和西班牙裔居民和美国南部的发病率最高，亚裔发病率最低。这主要受三方面因素影响：一是地区人口特征及社会经济环境差异，例如部分地区的“食物荒漠”和“食物沼泽”；缺乏安全便利的运动场所；二是不同人群间的健康素养及行为存在巨大差异；三是遗传因素使某些族群更易受环境风险影响，导致肥胖率呈现种族差异。
相比来看，中国儿童肥胖问题呈现出鲜明的本土化特征：
在流行病学分布上，农村地区超重肥胖率正快速赶超城市，形成“城乡逆转”新趋势，同时北方地区肥胖率显著高于南方，凸显地域差异；在社会转型影响方面，快速城镇化进程带来的饮食结构西化与应试教育导致的运动时间不足，共同构成了“致肥环境”的双重压力；在健康风险特征上，肥胖及相关代谢异常呈现显著低龄化趋势，但基层医疗机构筛查诊断能力明显不足；在文化认知层面，传统“以胖为福”的养育观念与现代健康理念存在冲突，家长对科学干预的接受度亟待提升。
知识分子：中国儿童肥胖的城乡分布有何变化？农村儿童肥胖率是何时加剧的？
宋逸：长期以来，中国的儿童肥胖主要集中在城市和经济较发达地区，目前，这一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农村儿童的肥胖率在2010年前后开始显著上升，部分省份的农村女孩肥胖率已超过城市同龄人。预测显示，到2025年，农村女孩的超重肥胖率将全面超过城市女孩，农村男孩也将在2027年实现“反超”。
这种变化与多个因素有关，比如农村孩子转向高热量饮食、体力活动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增加，以及观念滞后，家长对肥胖的危害认识不够。
知识分子：农村女孩会成为肥胖流行的新的高风险群体吗？
宋逸：是的，农村女孩在肥胖流行中呈现出特别突出的风险。原因包括运动机会少、校园体育资源匮乏、家庭对女孩体型关注度不足，以及青春期后能量需求变化更易导致体重增长。因此，相关防控措施需尽快向农村倾斜，并关注女孩群体。
睡眠不足对儿童肥胖的影响高于缺乏锻炼
知识分子：从您研究得出的成因排序可以看出，睡眠不足对儿童肥胖的影响高于缺乏锻炼，这是否与学业压力有关？
张建端：我们2025 年发表的研究整合了3000多万名中国儿童的相关数据，系统评估了多层级的高危因素。在我们的数据中，睡眠不足的归因风险为15%，明显高于体育活动不足的6.3%。这一结果与现行教育体制下课业压力过重和作息安排不合理密切相关。睡眠剥夺不仅影响休息，更会通过激素机制干扰食欲控制与代谢节律，进而促使能量摄入增加、疲劳感增加、活动欲望下降。学业负担也直接挤占了课外身体活动的时间，强化了静态生活方式。此外，缺觉的儿童白天更易疲劳，更倾向于久坐少动，形成“缺觉→少动→肥胖”的恶性循环。
这两个重要因素指向的是同一个结构性根源——教育制度与应试压力下对学业成绩的过度聚焦。必须将教育体系改革纳入儿童健康政策框架和公共卫生议程，从时间分配和评价导向等方面进行深层次调整。
知识分子：在您分析得出的15个儿童肥胖成因中，哪些因素最超您预期？
张建端：父母体重的影响程度可能超出很多人的想象。母亲的归因风险为24.3%，父亲为23.5%，显示肥胖具有明显的家庭聚集性。其背后的原因十分复杂，不仅源于先天的遗传易感性，也反映了后天的家庭共享环境与生活方式的重要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中国成年人口中超重与肥胖比例已达57%，这意味着多数儿童成长于一个整体代谢风险偏高的家庭环境中。因此，儿童肥胖治理不能仅仅聚焦于个体，更要从家庭出发开展代谢风险的整体干预，打破代谢风险的“家庭聚集”，阻断肥胖的代际传递。
知识分子：遗传和孕前肥胖对儿童肥胖影响很大，排序靠前，那对于备孕女性的体重管理来说就面临不小压力。如何对此干预指导，同时避免身材焦虑？
张建端：的确，母亲孕前超重/肥胖的归因风险高达16.7%，理论上意味着若能有效管理孕前体重，有望预防近六分之一的儿童肥胖发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共卫生干预窗口。但我们必须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结果不应被曲解为将责任单一归咎于女性个体，片面的解读容易引发对女性的道德压力和身体羞辱。
孕前健康管理应以支持性、科学性、去污名化为原则，将目标从单纯“控制体重”转向全面“优化孕前健康状态”，包括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和心理调适等。公共卫生服务部门应打造并提供温和且无批判色彩的孕前支持系统，为所有的备孕家庭提供普惠性的服务。
这一健康理念应延伸至儿童与青少年教育阶段。学校应建立健康教育和心理支持机制，帮助女孩形成积极的身体意象与自我认同。在公众传播中，应避免使用 “母亲的体重决定孩子体型”等表述，而是要让公众理解儿童肥胖是遗传、行为、环境与社会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知识分子：根据您的研究，含糖饮料摄入高是儿童肥胖最大的行为诱因，应如何管控，中国需要像一些发达国家一样征收含糖税吗？
张建端：我们的研究显示，含糖饮料是儿童肥胖归因风险最高的可改变行为因素。从理论上讲，若能有效干预此因素，可减少约六分之一的儿童肥胖病例，其防控重要性不言而喻。国际上已有多国通过征税降低含糖饮料消费以应对包括肥胖在内的系列公共卫生问题。然而，在中国推行该政策仍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公众对含糖饮品的健康危害认知不足、价格敏感性研究有限，饮品行业可能存在强烈抵制；同时，饮品种类繁多、含糖量差异大，使征税对象的界定和监管执行更为复杂。若缺乏清晰的营养标签、严格的广告限制和广泛的公众健康教育等配套措施，单靠征税难以发挥最大效果。
在当前国情下，更可行的做法是先从校园切入：推行“无糖饮料校园”，在饮品包装上醒目标示含糖量，限制针对未成年人的广告投放等措施作为政策试点。实施由国家卫健委牵头，联合市场监管和教育等核心部门，制定校园饮水与营养标准、强化产品与广告监管，并提升公众健康意识。当然，这一过程本身也是对部门间的协调机制与执行力的挑战，如何打破部门分割真正形成合力，将是政策效果能否真正落地的关键。
儿童肥胖防控政策缺乏强制力，落实阻力大
知识分子：在您看来，儿童肥胖现状最令人担忧的是什么？
王友发：我最担心的是肥胖率持续快速上升，而且没有任何减缓迹象，且脆弱群体常被忽视。我国有 6100 万农村留守儿童和 3580 万流动儿童，他们的超重肥胖率虽暂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上升势头非常明显。更复杂的是，这些群体中可能同时存在肥胖与其他营养不良问题，比如微量营养素缺乏和生长迟缓等。一旦健康状况恶化，将加剧农村劳动力衰退，扩大城乡发展差距，并进一步造成健康不平等。
宋逸：目前最突出的现象有两个：第一是城乡逆转趋势明显。第二是重度肥胖比例显著增加。这种趋势的长期后果是严重的。尤其是在农村和欠发达地区，这些健康问题会与教育资源不足、医疗可及性差叠加，形成健康不平等的恶性循环。此外，肥胖低龄化趋势明显。意味着防控的难度和代价都会急剧增加。
张建端：最令人担忧的是社会整体对儿童肥胖风险的轻视与误判，学校普遍将学业成绩置于绝对优先地位，挤占体育锻炼、营养、睡眠等健康干预的空间。这意味着家庭和学校这两道关键防线都出现严重缺位和动力不足。
知识分子：儿童肥胖防控政策的痛点是什么？
王友发、张建端：近年来，国家对儿童肥胖问题的关注达到新高度。2020年，六部委联合发布《中国儿童青少年肥胖防控实施方案》，明确了多部门职责分工。我们的研究系统梳理出48项与儿童肥胖相关的政策措施和技术指南，显示出中国儿童肥胖防控政策体系已初具框架。
然而，目前的儿童肥胖防控政策主要存在四个短板：政策体系碎片化，缺乏法律强制力和跨部门协调机制；执行效力不足，健康议题优先级低，监管和问责不到位；干预精准度不够，缺乏对区域、城乡、人群、留守/流动儿童和文化特性的充分考量；缺乏高质量的长期整合数据支撑，制约政策效果评估，无法及时优化调整。
需要强调的是，目前社会对生命早期风险因素关注不足、结构性干预措施匮乏、健康科普传播覆盖率低。
知识分子：为何儿童肥胖防控政策难以落实？
张建端：儿童肥胖防控政策缺乏强制力的根本原因在于肥胖成因的复杂性、利益的多方博弈与高昂的执行成本。
一方面，肥胖涉及个体、家庭、学校、社区、环境与政策多重因素，牵涉学校、家庭、食品产业、广告商和零售商等众多利益主体，让这些目标不同的主体协同行动，本身就极具挑战；另一方面，关键措施如限制不健康食品营销会触及相关产业核心利益，势必引发强烈的抵触和博弈。而学校在应试导向下也缺乏积极性和资源将健康真正按入优先议程；同时，强制性措施需配套的监管、审查与执行体系，使政策落地更具挑战。
更为重要的是，公众尤其是许多家长对儿童肥胖长期、严重的健康风险认知有限，或对旨在改善儿童健康的限制性措施存在误解甚至反感，削弱了政策的执行基础。
知识分子：应对儿童肥胖，目前从哪方面着手更易执行且见效？
王友发：在中国，学校是防控儿童肥胖最可行、最高效、最容易被接受的阵地。首先，学校干预的可执行性强，可以依托现有教育管理体系快速部署；第二，家长对学校主导的健康干预接受度较高，阻力相对较小；第三，本土研究已证明学校干预能够显著改善学生的运动习惯和饮食行为。
为建立儿童肥胖长效防控机制，我们依托中国营养学会肥胖防控分会和国家重大专项团队合作平台，建立了“中国儿童肥胖防控合作网络”，旨在以儿童肥胖防控为核心，致力于构建“科学研究-政策制定-实践应用”三位一体的协同防控体系，以促进中国儿童身心健康，通过“小手拉大手”等策略，以儿童肥胖防控为重要抓手推动实现全人群健康。支持国家慢性病防控策略和健康中国目标的实现。
张建端：的确，校园依然是最佳切入点。校园干预不能是单一措施，而应是一个“组合拳”。除了限制含糖饮品、提供营养餐和足够的体育课时，学校还需将健康教育、心理支持和睡眠管理纳入整体方案。
同时，家庭也是儿童肥胖防控重要阵地，需提升家长的健康意识，增进对肥胖的长期风险和多因素成因的理解，减少单一归因导致的道德压力，争取家庭对各项政策的理解和配合，形成合力。
从更长远的公共卫生视角来看，应该投资和充分发挥我国成熟的妇幼三级保健网络优势。这套系统在过去曾为降低我国孕产妇和儿童死亡率立下了汗马功劳，有基础承担起新使命，成为儿童肥胖防控的前沿阵地。将肥胖干预关口前移到生命最初的1000 天，在孕期和婴幼儿阶段开展高危因素筛查和干预，从生命早期预防肥胖，是打破代际循环最具成本效益的投资。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