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叫陈灿平的朋友，温和而精明，脑子里常常同时处理十几件事，却永不会忘记中午回家哄女儿午睡。

初秋，他一定要我去他新家坐坐。我纳闷，他搬的新家，是有十八年历史的筒子楼，坐落在一所大学的老校区。

“为什么要搬到这里？以前你那大房子不是更舒服？”

“你进去坐坐就知道了。”

进门没什么特别，三室一厅，简单如素人。可是当他带我穿过客厅走到后院时，我一下子傻了，因为劈面撞见了童年。

他的后院太大了，至少有200平方米。院落正中有棵大银杏树，枝条伸展回环，像母亲怀抱婴儿一样笼罩院落。远处墙角一株芭蕉树，正努力在流光中抵挡初秋的衰落。芭蕉树旁不远，是一茬种了蒜苗、葱、油菜等作物的土地。葱长得好极了，根根都肥头大耳，骄傲地刺向天空。油菜花飞黄，那金色像是要溅到你眼睛里去。蒜苗不太齐整，说是昨日刚采摘了一些来炒回锅肉。

“怎么有这么大的院坝？”我问。

“历史遗留问题。墙外本是图书馆的车棚，早不用了，也没人管。后来有人修了墙把这幢楼房与车棚隔开，就形成了这个院坝，而且只有这套房子可以享用。“灿平笑眯眯地说，活像中了头奖的彩民。

他殷勤搬来一把躺椅，要我躺上去，又搬来一小几，硬要我脱掉鞋袜，把脚放在上面。我说做人不能太愜意，得稍微紧张一点，而且，把脚这么翘起，也不太文明。他说，石男你何必呢？来吧，让我们暂时当个乡下人。

我没再推辞。这么好的院坝，这么暖的阳光，这么美的初秋。

为什么不偷得半日闲，享受一下老院坝的感觉呢？

在我少年时，很多人家里都有院坝。农村的孩子不说了，院坝是家的必备品，哪家要没有院坝，就像炉灶上没有挂腊肉来熏一样，是不可原谅的残缺。县镇里的孩子，即使没有私人院坝，也一定有公共院坝，孩子们就在那儿尽情疯耍。在院坝里，我们晒太阳，玩花木，砍老柴，锤煤炭，有时追逐偶然飞来的蝴蝶，就像如今追逐回忆。

这种生活已经离开我很久，不料在灿平家中重逢。我有点舍不得走。

夕阳滚落，我才回家。走在路上，我想起自己老屋的院坝，最后一次去看它，已是七八年前了。

我的老屋位于五通桥教师进修校底楼，现已废弃多年。2017年我回去看过老屋的院坝，现在还能回忆那时的场景与那时的回忆。一个人不但可以回忆，还可以回忆回忆中的回忆，这难道不是件伤感而神奇的事？

那日推开门，一股熟悉但已破败的气息扑面而来，花园一片废墟，落叶积得很厚，三五成群躺在地面，地面则小声抱怨：叶子不肯减肥，搬走的主人又不再管清洁。

墙角那棵黄葛树，九十年代种下时只比我高一头，现在已长到三层楼高，将围墙挤得有些紧，有些斜。它的枝条如同女友手臂伸展，将阳光过滤成一块块斑白的光影。

庭中的几盆铁树，比当年更丰满，但是叶片上的灰尘，将它们涂上一层颓废，恰似遭背叛的中年人。

一些叫不出名字的花儿，在野草中顽强生长，几支粉蝶于其间懒散穿行，它们一定很久没有吃过一顿饱饭。

蜘蛛网挂在核桃树与春尖树中间。核桃树是多年前老鼠叼来的种子发芽长大的，现在已有小腰粗，两米多高；春尖树是我读初中时，父亲的朋友周必昌叔叔送来的。妈妈还没失去记忆之前，经常给我做春尖炒蛋，香得要命，香得我好几次把自己的舌尖当成春尖咬到。

花坛已成残垣，我不会去坐到花坛边，因为多年前已经坐了太多遍。尤其是深夜，偷偷起床，坐那抽根烟，闻花园的清香，想自己的心事，偶尔还会羞羞答答地哭泣。

在院坝里，像每个多情的少年一样，我曾幻想未来那段闪闪发光的路。而现在，这些并不闪光的路上，每一段都烙有院坝的痕迹。

我忍不住想，城市如今是胜利了，若干年前，城市人口就已占到全球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可是，城市获胜了，居住在城市里的人却常常遭遇失败。我当然明白，城市是现代社会理直气壮的中心。它令人厌倦乃至厌恶，却也在日日创造奇迹。如果不想成为被遗忘的人，无所作为的人，边缘惨淡的人，那你就必须来到城市。代价是我们失去了院坝。只有极少数幸运的人，或者有权势、有财富的人，才可能拥有院坝。但这也难以重现昔日的院坝生活。真正的院坝生活，有大地的气息，有花草树木的气息，有亲朋友邻的气息，有散淡不知所谓的气息，那是陶渊明所谓“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的生活。

如今，我们大多数人都劳作生息于城市。城市中的人们由交通系统连接与传送，在地铁、公交与共享汽车上，人与人近在胆尺，却失去了真正亲近的机会。住宅与住宅先被电梯分割，再被防盗门分割。即使偶尔有一两个院坝，也无法呼应，它们注定是孤独的，就像生活在城市里孤独的我们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