爵士让我跟他拜访一个住在澜沧江边的诗人。

他住在澜沧江峡谷里，距离我们的宿营地不远。一片较平坦的台地上，沿着斜坡有一片小胡杨树，树林边缘有两间用废弃牧场小屋改建的房子，孤零零的周围没有邻居。

去拜访的路上，爵士说诗人曾经很风光，十年前来澜沧江峡谷，再也没有离开过。现在他则什么也不是，与这个世界没什么交集——我们管这种人叫隐士。

我敲门的时候，他刚刚醒来。

那天清晨，从卡瓦博格峰方向飘来一团雨云笼罩着这里。在他穿衣服的时候，我和爵士站在门廊下看着细雨朦胧的峡谷。横断山中的这段峡谷总是五颜六色。江水是红色的。一座山是蓝色的，另一座必定是绿色的，绝无颜色上的重叠。我走过这世上很多峡谷，唯独这里是上帝亲自调过色，是颜色的神迹。

隐士打开门，手指用力地扣住我的胳膊，丹凤眼里热情的目光盯着我，搞得我有点儿恐慌。

“伟大的澜沧江，”他小声地絮叨着，“她有魔法，一旦把你拥抱怀中，你就再也逃不掉了。”

雨点敲打着屋顶。木屋里光线昏暗，看得出大部分家具都是手工自制，比如留着点树皮的床，比如那张用原木粗枝和三合板拼接出来的书桌。书桌上放满了书，压得有点儿弯，一些纳西族的手工艺品，一些矿石标本，和几块植物化石散乱在桌上。墙上挂着两幅人像素描，一幅是挎着藏刀的康巴斗士，一幅是纳西族的小姑娘。

“盐井不会被吐蕃征服的。”隐士发现我盯着那两幅画在发呆，于是边招呼我们坐下边说，“红色的桃花盐就是纳西人的血。纳西人不经打，但他们能把所有外来的东西揉搓到一起。你来的时候看到那个天主教堂了吗？藏传佛教范围里唯一的天主教区。”

书桌边缘的书籍上落了些灰尘，靠中间的地方散落了一些花生壳和一本扣着的书，是他昨天夜里未读完的。那是一本名叫《大地之歌》的诗集。

“我喜欢冒险的诗篇。”他从书堆里抽出一部文稿，掸掉上面的灰尘递到我们面前。那是他的一篇名叫《滚石》的诗章，是他用打印纸仔细装订过的。诗篇中有他对第四冰河纪大灭绝时横断山脉残存物种奄奄一息的联想。他说诗篇的名字来自那些被冰川推落的巨石，这种石块在横断山脉中很多见。在这片峡谷纵横的区域里，到处都是失去了雪线的灰黑色山峰，山峰之下是曾经冰川存在的巨大遗迹，那些被自然之力打磨浑圆长满青苔的巨石恰是远古山崩地裂沧桑巨变的见证。

隐士递给我一杯黏糊糊的榨汁，那是他用采集的蜂蜜自制的饮料。喝了一口之后，他开始朗诵。那杯饮料像是催化剂，让他的朗诵听起来令人惊叹。他硬是把灭绝的恐龙塞进了他的诗句，而且听起来并不突兀。从技术角度来说我真的很佩服。他手舞足蹈，牙齿碰撞得“格格”响，他朗读的章节凝重缓慢，描写了澜沧江大峡谷的地质变迁。

这是我头一次听到用地质变迁作诗的，他的诗中多是那种延续万年的毁灭。我问他还有没有别的诗篇。“我产量有限，”他神秘地说，“但艾略特说过，诗人要有耐心。”

卡瓦博格吹来的雨云散了，我也告别了。隐士站在木屋门口叉着腰看着我们离去，看得出他对我们这次拜访心满意足，他不时地挥挥手。蜜蜂嗡嗡着离开隐士搭建的蜂巢，飞向沾着雨露的峡谷。江对面坡上第二茬青稞绿了，远看像精心修剪的城堡草坪。野花团簇地开在田地之间。雨后的阳光扫过空中飞舞的白絮，像一团团在地面移动的白云。

现在，我必须在澜沧江上继续漂下去了。

我选了一块松软的草甸坐下来，盯着诗人木屋所在的方向发呆，我觉得他神奇的饮料似乎还在影响我的思维。

我开始审视我的漂流，最初只是想出来松松筋骨，谁知传染病的情况来了个反复，把我本来短暂的出行体验变成了一次漫长的漂流。生活本来也是随波逐流。但在我漫长的探险生活中，这种被动的长时间漂泊还是第一次。在此之前，我一直很认可哈罗德关于旅行与孤独感能够给人带来宁静的说法，也因为这种主动的长时间旅行，我曾真切地获得过美好的记忆。

也许记忆总是美好的，我坐在澜沧江的岸边反复地回想。

2009年，我卖掉所有家当跟着一个老探险家去真正的无人区考察生物。那本不是我的生活，但那是我的选择。带着逃离充满娱乐味道的待人接物、逃离在善良前面摆放那么多虚伪的畅快感，带着逃进我大脑中反复描绘的那个世界中去、逃进星野道夫的书中去、逃进中国的阿拉斯加、逃进理想国的强烈渴望。

那次远行就像一次启蒙，那个神奇的老头（我的老队长）头上带着光环，他的背影指引着我几乎走遍了青藏高原所有江河的源头去“问水”。

过程里有那么多的第一次，我抚摸了格拉丹东的冰川，看着无数涓流慢慢汇成江河，在黄河源头的泉眼品尝了黄河的第一滴水，在荒野中见证了一个藏羚羊新生命的出生，也静静地观察了一个垂死的孤狼走向死亡；我体会了将死的滋味，也明白了活过来的痛苦与愉悦；我体会了语言不通的尴尬，也领会到目光交流时冲破隔阂的那个瞬间带来的愉悦；我看到了人的真诚，也看到了人的虚伪……我跟着我的队长在茫茫荒野里走了一年半的时间，有时疯狂，有时迷茫，到最后我才笃定我是真的爱眼前这个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世界。

十多年了，当我在这个世界上游走探索的时候，当我像现在这个时刻，呆呆地坐在一片铺满绿草的台地上品尝孤单无奈的时候，我总是会想起一些形形色色的人们。那些留在我记忆里的人们总是会在某个时刻给予我指引，帮我度过最漫长的夜晚，挺过最强烈的风暴，度过最深的恐惧。

我每次都会先记起大沼泽中的一个牧民姑娘的身影。2012年，我已经算是老资格的探险队员，但依然在沼泽里迷路了，兜兜转转地失去了与所有队友的联系，我守着那辆深陷沼泽的车子，绝望地看着手里没有信号的手机，遥望远处绿油油的天际线，我开始大声地喊，撕心裂肺地……那个姑娘的身影出现在天边的时候我确定我想哭。她穿着带着白色的流苏的灰黑色裙子，打着一把露出伞骨同样有流苏花边的黑色阳伞。

她把我带到山坡后面的牧民帐篷，那里有她的阿妈，有她未成年的弟弟。她让我住在帐篷靠近门口的牛粪堆边，靠近火炉，那里很温暖。我在帐篷里等了7天才被回来搜救的队友和乡干部找到。因为语言不通，这七天里我几乎没有说过一句话，一切交流都是眼神和微笑。她每天早上都会带上奶茶和一张饼，拉着我去那辆车子旁边等待一个上午。我们就那么坐在草甸上，打着她破旧的阳伞，直到正午。到了下午，我会和她与她弟弟玩一些并不复杂的小游戏，比如用投石器击中远处的牦牛，看谁的牛粪饼摔得更圆，以及我儿时在北京胡同里玩过的那些早已被互联网替代的孩童游戏。到了晚上，我沉默着，看着油灯渐渐熄灭。

当我踏上离开的车，我看见她站在兴高采烈的人群最后面，似乎要哭了。车子开了很远，我依然能看到天际线上站着的那个灰黑色打着破败阳伞的身影。她让我相信了离开语言和所有花哨的社交手腕之后，沉默、眼神、微笑也可以把一个人一段生活刻入记忆如此之深。

我还会在最寂寞的时候总是想起一个人的微笑。他是一个在80年代漂流过长江的人，对于我来说是英雄一般的存在。我跟着他一起挑战了八百里无人区，睡在水上，跋涉在泥塘里，带着几乎绝望的心情看到了路标，就这样大悲大喜地来回跳跃，我从来没在他脸上看到过痛苦和失望，他总是微笑着。

我们一起买光了沱沱河所有的蔬菜，为镇子上每天伙食费只有4元钱的建造保护站的志愿者和学生做了一顿重庆火锅，那辣辣的香味和学生的吃饭吸溜声飘满了整个高原。我们在海拔5000多米的地方帮监测站在冻土上挖了1000米的沟。我们将一只死在青藏线上的鹰带到300公里外的江河源头，郑重其事地安葬。

雄鹰属于天空，他总是说，有一天他死了，也希望离天空更近一点。

那次“伟大”的探索之后，肝癌夺去他只用了16天。我到重庆的时候，他已经入土为安了，站在他的墓前，看着他微笑的照片，我连眼泪都没有，只是陪着他笑。

我和那次探险的队友为了完成他的愿望——离天空更近一些——组织了一次只为一个承诺的远征，带着他的遗物，我们爬到了格拉丹东的冰原之上，在长江之源的冰塔林前搭起了一个玛尼堆，将他的遗物和灵魂安放在这个他的伟大开始的地方。离天空更近的地方。

我们站在这个玛尼堆前才肆无忌惮地哭出来。也许是冰川的白光刺痛了双眼吧。他的死让我明白真正地完成了承诺才是真的放下，才能痛快地哭泣、放肆地大笑，才能在故人入梦时微笑着迎上去。

我会在我觉得生活最不公平的时候想起一群挖虫草的“草民”。我甚至没有仔细记住他们的名字，只记住了他们的外号。“老白帽”“98BOY”……他们每年都到通天河峡谷海拔5000米的荒山上挖虫草。

在跟随他们挖掘虫草的半个月中，他们用对未来无限的期待来对抗这个世界的不公平，也抹平了我心中对于世道不公的愤慨。老白帽为了他的卡车梦，会捏着他那顶脏得看不到本色的白帽子，略带怯懦地去和山的主人讨要自己的利益。“BOY”会抚摸每一根虫草，轻轻地掸掉泥土，想着他远在甘肃的恋人和他们似乎马上就要开始的美好生活。

他们带上油炸果子，背上一水壶老茶水，在几乎垂直的山间匍爬整一个月。作为一个旁观者，我深切地知道这条利益链条到底有多残酷：有人日进斗金，有人北上广深，有人车子票子，有人坐收渔利。但那些人的脸我都记不清了，我只记得这几个草民捧起沾着新鲜泥土的虫草看着我微笑的脸。那些眼睛水润水润，清澈，深邃，充满活力。

我总会在漆黑的屋子里想起一个16岁少年眼中的仇恨。那是2014年在雅砻江一个封闭的峡谷中发生的突发事件。我们的营地被“窃贼”洗劫了。他们割裂帐篷，拿走了他们感兴趣的一切。我知道他们爱财的初衷可能源自好奇，况且这里实在太穷了，我想我能理解他们的行为。也许当时窃贼的内心还有什么更神圣的目标——“赶走这些宿在神山之下的陌生人”。

也许康巴少年在抱着自己战利品回到村落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那些坐着筏子从上游漂过来的怪人们在迎着朝霞的黎明里，在山坡青草地上歇斯底里地尖叫着。

雅砻江漂流队的大营地被洗劫了，仅有的几顶帐篷全部被割裂。这是惯犯的手法，职业警官用瑞士军刀都无法轻易割裂的帐篷就这样开了两个大洞。国家地理的摄影师李惠民风趣地说，当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身处的帐篷全是洞，他想拿相机拍下这梦幻般的情景，可惜他的相机此刻躺在一个陌生的地方。

德格县警方用了半天的时间就成立了专案组。下午3点，当几个身背95式步枪的刑警走进派出所的会客室时，我知道，这几个小贼要倒霉了。

这像一出现实版的电影，我们都是其中的演员，扮演着自己的角色。我只记得一幕：成万金警官背着步枪走进中扎克乡的街道，村支书带着一个地痞样子的孩子迎了上来。警官用枪口点打着这个年轻人的前胸，用四川话吼着：知道就快说，交代了从轻。枪口点戳得少年一步步的后退，但我看到这个康巴少年紧咬的嘴唇和眼睛中闪烁的仇恨。真的是仇恨！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怨毒的眼神，他让我起了恻隐之心，如果不是器材和资料太重要了，我甚至想终止这场压抑极深的冲突，我站在后面不远处，像是一个躲在角落的小人，我觉得我在凌辱他的自尊。

东西确实是他们偷的，四个16岁的年轻人。他们将这些器材藏在自家隐秘的地方，一个少年甚至用相机给伙伴们拍了一张合影。他们不知道三十个武装警察就要挨家挨户地开始搜查了。

警官给了最后的机会，一个小时。警员退出村子。

于是相机出现在希望小学的教室里，由校长发现，由支书上交。在交接的当口、那几个年轻人就站在人群里，咬着下嘴唇，看着战利品被警察拿走了。

“还有女人的衣服呢？”

“还有孩子的玩具呢？”

案子还没破，还在继续。总有人要付出代价。侯哥的孩子嫩嫩地说“他们偷光了我的袜子”。

那少年甚至没有袜子，光着脚，充满怨恨的目光扫过我的身体。16岁少年眼中的仇恨就那样烙印在我的记忆里。

记忆太多了，有些记忆我甚至不敢细想就匆匆封印起来。它们并不美好，但非常真实，山间部落之间的血仇，仇恨在那个从来没有打开过的已经虫蛀严重的抚恤金箱子间来回推搡；一个老探险家在面对绝望时崩溃的模样；一个前一秒还叼着烟回头微笑，下一秒就被滑坡冲入金沙江永远消失的年轻生命……

不知道我在澜沧江边这块草甸上坐了多久，反正我的后背已经被晒得很烫，雨后的阳光如此炙热，天边还挂着凉爽的彩虹。漂流的队友爵士从江边的营地过来拍打我的后背，把我从记忆里拉出来。

我回头看了看隐士的木屋，不由自主地想要搞清楚他是怎么在这种环境下生活的。他的收入来源？他会不会在峡谷里漆黑的夜晚中寂寞得要死？他会不会想他遥远地方曾经的家？他有没有亲人，他们会怎么看待这件事？我甚至想到他是如何给自己搭建厕所的。

总之，当我的联想越来越接近细节的时候，我惊觉，我对这些问题产生了需求，正在尝试搞清楚这些问题，并有想法把这些结果付诸实践，甚至对那个诗人产生了些许的崇拜，我对躲开这个乱糟糟的世界产生了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