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三联生活周刊：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契机或者舆论事件，让你有了想要观察这两个平台用户的想法？

申琦：具体契机源于2021年三孩政策调整后的舆论观察。当时注意到一个现象，同一政策新闻下，小红书热评多是“谁来带？我为什么要生？”，虎扑热评则集中于“养三个孩子家庭需要多承担多少成本”。这种相对割裂的讨论焦点，让我意识到不同平台正在构建截然不同的“生育认知框架”。而既往研究多依赖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等宏观数据，虽能呈现趋势，却难以捕捉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的“日常化思考”。这两个平台上的微观互动中，藏着生育观念的真实肌理，正是现有研究缺失的部分。

《工作妈妈育儿爸》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你把“虎扑”平台上关于男性生育焦虑的问题，命名为“新计划生育”，虎扑上的男性不回答“生还是不生”的问题，而总是说“谨慎地生”“有规划地生”“有准备地（观望地）生”。对个人收入的考量，会如何影响男性生育意愿？

申琦：“新计划生育”的核心是男性基于家庭承载力，而非完全指个人收入，对生育进行风险评估。这种考量可能从几个方面影响他们的生育意愿：一是“经济精算”，男性会详细计算育儿成本占家庭收入比例，若预期挤压现有生活质量，比如说要是显著降低原有消费水平了，他们会倾向延迟或放弃生育。二是“责任规避”，男性会担心因生育增加自身的义务，或无法履行赡养父母的责任，选择“观望”直至条件充裕；三是“机会成本敏感”，男性会视生育为对职业上升期时间与精力的重大挤占，在“父职溢价”（编者注：牺牲休息换收入，成为父亲后，需要更努力加班和提升收入来维持家庭开销）与职业风险间权衡。整体而言是一种经济理性主导的风险厌恶策略，将生育决策转化为家庭财务状况可持续性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从家庭承载力的角度考量，如今双职工家庭在不断增多，为什么伴侣有收入了，男性对“父职溢价”的恐惧却并没有减少？

申琦：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它触及了现代社会转型中观念与现实的错位。尽管双职工家庭成为主流，但传统的性别角色期待并未同步转变，这种滞后与现实的职场结构、家庭决策共同作用，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压力系统。

一方面，社会观念存在惯性，尽管女性经济贡献显著提升，但社会（包括家庭内部、亲友网络乃至个体自身）对男性作为“首要经济提供者”的角色期待具有强大的惯性。男性的收入能力，长期以来被视为其价值感和尊严的核心来源之一。这种深植于文化中的“符号意义”的转变，远比经济分工的转变要慢。因此，即便妻子的收入足以分担压力，男性自身及其周遭环境可能仍会将其收入视为衡量家庭安全感和自身成就的“基本盘”，带来无形的压力。

另一方面，双职工家庭收入增高的同时也带来了“水涨船高”的消费预期，例如选择更贵的学区房、支付更高昂的子女教育费用、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方式等。这种由双方收入共同推高的生活成本，在面临潜在风险（如一方收入中断或减少）时，其经济压力往往会回溯性地落在那个被视为“基本盘”的角色（通常是男性身上）。他们会产生“我的收入不仅不能降，还必须持续增长以维持新标准”的焦虑。

《凡人歌》剧照

还有一点不能忽视，就是男性心理层面的不安全感与身份焦虑。事实上，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身份认同问题。对于许多男性来说，传统的经济提供者角色是masculinity（男性气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这个角色受到挑战或变得模糊时，会引发深层次的身份焦虑和不安全感。通过追求“父职溢价”（即更努力工作、赚更多钱来补偿育儿投入的不足），成为一种维系自身价值感、应对外部期待和内部焦虑的心理策略。这是一种在旧脚本失效而新脚本尚未完全确立时的适应性反应。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论文里提到，“虎扑”男性用户非常抗拒把彩礼等同于“生育补偿”的说法，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在异化婚姻，他们认为彩礼应该是建立在“真挚感情”的基础上，怎么理解这个现象？这是一种普遍的观点吗？是说男性对婚姻的想象更加“纯爱”吗？还是说他们的观念比较“迟缓”？

申琦：我们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理解这种抗拒，它远比“纯爱”或“观念迟缓”的标签要复杂。

1）这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话语反抗”策略。这种观点在年轻一代、特别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城市男性中确实有广泛市场。其核心并非否定婚姻的经济属性，而是反对一种特定的、将女性物化和将婚姻工具化的解释框架。当“生育补偿”这个说法被提及时，它其实隐含了几个让男性感到不适的前提，比如将女性简化为生育功能的“物”，将男性置于“购买方”的位置，这直接冲击了他们对婚姻基于情感联结和伙伴关系的现代想象。因此，高举“感情”大旗，成为他们拒绝进入这种计算框架的最有力，也最政治正确的话语武器。

2）它反映了男性在性别角色转型中的困惑与自保。许多男性确实在思想上认同男女平等，但他们发现，在实践层面，自己常常被要求同时承担传统和现代的双重责任。既要在经济上恪守“提供者”的传统本分（支付高额彩礼、买房），又要在观念上接受“去传统化”的平等婚姻（否认彩礼的补偿属性）。这种“既要……又要……”的局面一定程度上让他们感到不公和困惑。抗拒“生育补偿说”，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抗拒“男性责任无限化”的趋势，他们担心一旦接受了这个逻辑，自己未来在婚姻中的所有经济付出都可能被单一地解读为“补偿”，而自身的情感付出和共同养育的责任则被忽视。

《上车家族》剧照

3）“真挚感情”与“经济付出”并非对立，而是共同构成了新的“婚姻市场”的议价筹码。对于部分男性来说，强调感情，也可能是一种试图降低经济成本的话语博弈。在相亲等较为现实的婚恋场景中，“感情”是一个难以量化的变量，强调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冲硬性的经济要求（如彩礼、房产）带来的压力。因此，不能简单地将之理解为“纯爱”，其背后也可能有非常理性的经济计算。

所以，总结来说，这是一种在矛盾中寻求出路的表现。男性用户通过诉诸“感情”这一现代价值，来抵制一种他们认为不公平的、过时的责任分配方案，并试图为自己在新型两性关系中寻找一个更能被自我认同的位置。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论文里提了一个例子，说虎扑用户热衷讨论“女朋友没有生育能力，我还应该娶她吗？”（尽管同期调查显示男性生育能力下降更为明显）很多男性都表示自己不会娶了，因为这会折损他们的人生乐趣。这让人感觉，男性还是想要生育的。我们怎么理解这个现象？

申琦：这种现象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男性生育意愿的矛盾性，他们对生育的渴望并非单纯指向“养育孩子”，也可能是对“完整男性身份”的执念。虎扑讨论中，“没有生育能力”被男性等同于“无法完成人生任务”，就像职场晋升、购房置业一样，生育被社会视作男性证明自身“正常”“合格”的社会标尺。这种认知与“新计划生育”的谨慎态度并不冲突，前者是对“生育资格”的身份确认，后者是对“生育成本”的现实回避。

不过这可能也是一种风险规避策略的“坦诚”。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看似冷酷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对未来重大风险和矛盾的提前预演。在婚姻入口处就明确一个自己无比看重的核心需求（比如必须要有血缘后代），尽管方式显得直接甚至无情，但比起婚后因此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对部分人而言，这可能被视为一种更“负责任”的坦诚。当然，这种“坦诚”很大程度上是单向的，并未对自身进行同等的要求和反思。

《如父如子》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论文里还提到，虎扑男性其实很关注其他国家的生育情况，也很关心具体的生育政策，常有男性现身说法，介绍生育政策的变化，以及政策为自己所用的方法。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

申琦：这种变化的原因在于男性对生育的认知从“家庭私人事务”转向“需要公共政策介入的社会议题”，这确实是生育观念的重要转向。过去男性对生育政策的态度多是被动接受，而现在虎扑用户主动研究各国政策、分享实操经验（比如如何利用产假、申领生育补贴），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生育成本已超出家庭独自承担的范围，奶粉钱、学区房、托育费成为压在家庭头上的巨石，他们不得不将政策视为“减负工具”。

这种主动研究确实代表了一种进步，表明新一代男性开始承认生育和养育是整个家庭乃至社会需要共同支持的项目，而不仅仅是女性的职责。不过，这种参与的初始阶段往往呈现出“政策导向”而非“关系导向”或“过程导向”的特点。他们的关注点可能优先集中于“政策能为我减轻什么负担”（经济、时间），而非“我如何能更深入地参与育儿的情感与劳动”。这是一个重要的起步，但离真正平等的、共享的育儿实践还有距离。

三联生活周刊：论文里有提到，中国东部、中部、东北部和西部男性对这些话题的侧重度是不同的，但确实是所有男性都很关注“钱”的问题，提高收入好像也不能完全降低这个焦虑？

申琦：的确，男性生育话题中的地域差异很明显，但所有地区共享着一个核心困境，就是个人收入增长的速度，远远追不上生活成本和社会期望的膨胀速度。即使是相对最富有的东部地区男性，他们对“钱”的焦虑程度一点也不会比其他地区的男性低。因为这些焦虑并非源于绝对贫困，而是参照系升级与压力叠加的共同作用。在东部发达地区，他们不会将“能否养活孩子”作为底线，而是以“能否让孩子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维持阶层优势”为标尺。

《小夫妻》剧照

比如我见过的很多上海家长焦虑的是“学区房”“课外辅导”“能力提升”等成本，可能远超西部同龄人的全部育儿预算。这种“向上看齐”的比较逻辑，让收入增长始终追不上预期提升的速度。并且，经济发达地区男性可能同时需要面临“经济+时间+职业风险”的三重大山。他们的职业发展常处于“高压上升期”，生育带来的时间分割（如陪产假、夜间育儿）有可能会直接影响晋升机会；而行业波动（如互联网、金融的周期性调整）又让高收入的“可持续性”充满不确定性，加剧“现有收入能否覆盖未来风险”的担忧。

此外，单一的成功标准与“恐惧向下”的普遍心态加剧了当前男性的焦虑。在整个社会层面，我们缺乏多元化的、被广泛认可的成功人生评价体系。“有房有车、婚姻美满、子女成才”几乎成为唯一的主流模板。这种单一性使得所有男性，无论身处何地，都被迫在同一个赛道上竞赛。其核心驱动力不再是“追求向上”，而是深刻的“恐惧向下”害怕阶层滑落，害怕无法维持父辈已有的地位，害怕子女在未来竞争中失利。这种基于恐惧和比较的焦虑，是一种心理上的“零和博弈”，收入提高带来的短暂安全感，会迅速被“别人更多、更好”的参照系所摧毁。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男性对“钱和能力”的焦虑会这么重？这是一个新的现象吗？还是说其实一直都这样，只是在今天被放大了？

申琦：男性对“钱和能力”的焦虑，是传统性别期待与现代社会压力碰撞的产物，属于“旧瓶装新酒”的现象。传统社会中，“男主外”的角色定位里，“赚钱养家”是男性的核心价值标尺，只是农耕时代职业路径稳定，子女多，大家共享资源，生育成本相对低，男性这方面的焦虑就被隐藏在“传宗接代”的集体叙事中。

但如今多重现代因素正在将这种焦虑显性化、尖锐化。一是生育从“数量优先”转向“质量竞争”，单孩养育成本呈指数级增长，“赚钱能力”与“育儿资格”直接挂钩；二是职业稳定性失衡，男性对“收入可持续性”的担忧远超父辈；三是社交媒体放大了“成功标杆”，小红书等平台上“年薪百万才能养好娃”的叙事，将“普通收入”与“育儿失败”强绑定，加剧了“相对剥夺感”；四是性别角色的模糊化，男性既需坚守“经济支柱”的传统定位，又被要求承担更多育儿责任，“赚钱+顾家”的双重能力标准，进一步提高了男性的焦虑度。

《虎妈猫爸》剧照

因此，这种焦虑并非全新，而是传统社会对男性经济责任的要求，在现代性压力下被赋予了更高标准、更多风险和更显性的表达。

三联生活周刊：论文里提到，小红书平台上的女性对生育的感受更复杂，有抗拒，也有很多正面讨论。为什么面对同样的经济发展背景，男性的生育意愿比女性低？正面感受也相对更少？

申琦：虎扑男性的生育讨论几乎被“经济责任”垄断，而生育的情感价值（如孩子的笑声、亲子互动的温暖）则被成本焦虑挤压。这种单维评价，让男性很难从生育中感知正面意义，反而视其为“必须完成的人生任务”。

而小红书的女性，她们会计算奶粉钱与早教费，也会细致记录“孩子第一次蹒跚走路时的雀跃”，“深夜带娃时老公递来的一杯热水”。这种双重体验，可能源于女性在育儿中无法回避的“情感劳动”，她们既要处理孩子的衣食住行，也要维系家庭的情感联结，这种劳动虽无薪酬，却能带来即时的情感反馈。更重要的是，社会对男女“生育价值”的定义有偏差，男性的生育贡献被窄化为“经济支持”，女性则被赋予“情感维系者”的角色。

当男性试图回归家庭从生育中寻找除经济外的意义时，可能会遭遇“不够男人”的社会评判；而女性的多元表达可能被默认“符合性别特质”。这种结构性的角色期待，让生育对男性而言更像“负担”，对女性而言则是“负担与馈赠的复合体”。 

《逆行人生》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无论是虎扑还是小红书，大家对生育的讨论好像都无可避免地和金钱成本相挂钩。在你的观察里，这种认识会随着社会背景变化而改变吗？

申琦：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但其演变路径可能更复杂。我们可以参考一些低生育率社会的经验来推演这种变化。当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福利制度（如普惠托育、带薪产假、教育公平）足够健全时，经济成本的权重会相对下降。就像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所揭示的，当基础的财务安全焦虑被缓解后，人们的关注点会自然上移。但那时，讨论的核心可能将从“能不能负担得起”转向“是否值得”和“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这可能不再是简单的物质计算，而是关于生命价值、时间自主性、个人实现与家庭责任的权衡。北欧国家便是如此，即便物质障碍几乎消除，生育率也未能回到更替水平，

因为人们开始更细致地审视生育对个人生活质量、职业生涯和自由时间的巨大占用。所以我认为，未来人们的认识可能会改变，但改变并非意味着“金钱不再重要”，而是意味着生育决策的考量维度会极大拓宽。金钱将是基础因素之一，但不再是唯一或决定性的因素。未来的公共讨论，可能会更多地聚焦于如何构建一个真正“对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这远不止是发补贴那么简单，它还涉及到职场文化、性别平等、社会政策等更深层的结构性改革。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社会学家，你还能提供其他的角度，帮助今天的年轻人从其他角度思考生育吗？

申琦：跳出对钱和成本的单一计算，或许可以从三个更具公共性的维度重新理解生育。

一是关注“生育的社会支持”，生育从来不是两个人的事，社区托育、父母辈的互助等，都是可以争取的资源，不必独自扛下所有压力，我们要学会求助，学会争取和保护自身合法的权益。二是看见“非量化的价值”，孩子带来的不仅是成本，还有成长的惊喜、代际陪伴的温暖，这些难以用金钱衡量的体验，恰恰是对抗焦虑的重要力量。三是接纳“多元生育选择的合理性”。不生育、晚生育、丁克都是值得尊重的选项，不必被“人生必须完成生育”的规训绑架。

其实，真正的焦虑往往源于“必须达标”的执念，当我们意识到生育可以是“选择”而非“任务”，可以是“与所爱之人共同经历的旅程”而非“独自承担的成本核算”，或许能获得更从容的心态和包容的视角。

《童话故事下集》剧照

最后我还想强调，但不只是对当今的年轻人。回首过往，近50年的时间里我们塑造了几代人乃至一个国家的生育观念，如今我们要有同样的勇气和耐心去接纳、理解、包容乃至重构下一代人的生育观念。我们不应急于指责年轻人们“不顾大局”，而应营造出一个充分理解、尊重年轻人们生育诉求的社会环境，为他们搭建起更为和谐、有利的生育支持体系。唯有此，才可能帮助年轻人超越焦虑的当下，从关系、时间和文明的尺度上，更全面、更从容地做出既符合个人利益又符合社会利益的生命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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