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在近期的一篇报道中关注到，位于长三角腹地的无锡正在以“高效研发+低成本”的独特优势，为全球医药创新注入新活力。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呈现蓬勃发展之势，未来甚至美国患者所使用的“救命药”，也可能越来越多地源自中国。
与美国聚焦 CRISPR 基因编辑等前沿突破性进展不同的是，中国的生物医药的差异化优势在于“效率革命”。具体而言，通过优化研发流程、缩短生产周期、实现规模化降本，从而加速药品从实验室到临床的进程。
尽管这种发展路径并非追求颠覆式创新，却直击全球医疗领域的核心痛点——让数亿人能够更易获得基础药物与高质量仿制药。基于这一现实表现与市场预期，自今年 1 月以来，中国生物技术类股票整体涨幅已超过 60%。
作为中国生物技术该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药明康德构建的一站式服务平台，极大简化了从早期药物发现到青年科学家招聘以及药品生产的各个环节。相关数据显示，这家公司参与美国药品相关工作占比约为 25%，覆盖抗癌药物等多个关键领域。其客户不仅包括信达生物、江苏恒瑞等中国创新药企，也有辉瑞、葛兰素史克、阿斯利康等国际制药巨头。
那么，中国生物技术的崛起是否对美国构成威胁？现阶段来看，美国生物技术巨头并未简单将其视为挑战，反而积极寻求与中国企业合作。它们借助药明康德等外包服务商，将更多资源集中于自身的前沿突破性研究，进而形成互补性分工。
但是，态势也正在逐渐发生变化。在中国政府持续支持、科研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庞大患者群体提供临床资源、高效医疗系统加速应用以及广泛开展国际合作的共同推动下，中国生物技术产业正快速缩小与美国的差距，这一点已引起美国政策制定者的警觉。
今年 4 月，一个由美国两党议员组成的委员会建议在未来五年内向美国生物技术领域投入至少 150 亿美元，“以应对中国竞争的紧迫需求”。与此同时，联邦层面也在积极推进诸如《生物安全法案》等立法动议，该法案已在众议院通过，意图禁止联邦机构及接受联邦资金的单位与药明康德等中国生物技术企业合作。
然而，美国本土科研体系所面临的结构性挑战，如研究拨款长期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很可能削弱此类政策措施的实效，反而使美国企业更难维持本土供应链的竞争力。其结果可能是，美国制药公司日益依赖中国所提供的成本优势与大量高素质年轻工程师。
目前，约有 80% 的美国民众认为处方药价格过高。特朗普政府正试图采取一系列措施压低药价，但这反而可能进一步压缩美国药企的利润空间，客观上加速中国竞争对手赶超的步伐。
面对这一两难局面，更理性的策略或许是尝试将中国视作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例如通过增加从中国引进新批准药品的渠道，为美国患者治疗糖尿病、癌症、心脏病等常见疾病提供更多可负担的治疗选择；与中国企业形成良性竞争，也可能有效抑制美国本土药品价格过快上涨，并激励大西洋两岸的企业加大对创新药物研发的投入，最终共同推动全球范围内重大疾病治疗水平的提升和人类寿命的延长。
从各自优势来看，中国完成从药品研发到上市的全流程平均仅需 16 个月，显示出极高的效率；然而，在前沿科学探索和原始创新方面，美国仍保持着显著优势。北京大学生物学家饶毅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指出，“中国尚未建立起像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那样能够系统性、全方位支撑生命科学发展的国家级科研支持机构。”
尽管当前中国生物技术产业更多聚焦于降低药品价格，但不断扩大的人才储备也为未来的创新突破奠定了基础。例如，中国的生命科学公司立康开发的一款新型 mRNA 癌症疫苗，旨在激活患者免疫系统以精准攻击癌细胞，已在中国快速完成监管审批，并在海南省等地面向特定患者开放使用。目前正在接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的审批。
值得关注的是，立康计划将该疫苗定价约 2.1 万美元，显著低于默克、莫德纳等公司同类产品的价格。然而，受当前美国政策环境影响，若该疫苗要进入美国市场，立康很可能需将其授权给某家美国制药公司——这一中间环节将不可避免地推高最终至患者端的价格，削弱其原有的价格优势。
美国官方将这类限制解读为“遏制中国崛起”，担忧中国在经济与技术领域的双重超越。但从全球医疗需求来看，对中国平价药品的依赖将持续上升。以长期面临资金压力的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为例，若中国能提供负担得起的老龄化医疗解决方案，市场很难拒绝；而对普通民众而言，为“国家安全”放弃平价救命药更是一个不现实的选择。
因此，美国实际面临两种路径选择：是遵循安全鹰派的主张实施全面禁运，还是像中国曾经借鉴并受益于美国创新那样，理性接纳中国在生物医药领域所形成的效率与成本优势？
要推动合理合作，关键前提在于破除“中国产品质量一定低于美国”的固有认知。不可否认，过去十年中国医药行业曾出现若干质量问题，如狂犬病疫苗生产违规、部分心脏药物中被检出致癌杂质、血浆制品污染事件等，这不仅影响了国际信任，也引发了国内消费者对“低价是否等于低质”的质疑。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当前的生物医药监管体系正是在借鉴美国 FDA 最佳实践的基础上构建而成，一大批行业领军科学家也具备在美国顶尖高校培训或研究的背景。更重要的是，中国自身就是其医药产品的最大消费市场，任何药品必须首先满足 14 亿国内患者的健康需求——这意味着，只要通过国际通行的透明监管审查，中国生产的生物医药产品完全有能力达到全球标准。
中国的产业“成功”，并不应被简单解读为美国的“失败”。当前美国医疗体系仍深受不平等、低效和高成本等问题困扰，恰恰可从中国的“流程优化”“规模效应”和“可及性创新”等实践中汲取经验。
中美在生物技术领域的竞争，本质是一场关于“如何让人类更健康、更长寿”的科技竞速。如果中国真的探索出更快、更低价的药物研发路径，美国不应因政治偏见而错失机遇。可预见的是，未来两国如在科学伦理和监管互信的基础上深化合作，将为全球公共健康事业开辟更广阔的空间。
参考资料：
https://www.nytimes.com/2025/08/17/opinion/china-biotech.html
运营/排版：何晨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