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0日，信息时代黎明的远见者——沃伦·布罗迪（Warren Brodey）在家中去世，享年101岁。

沃伦·布罗迪（1924-2025）

他凭借其精神病学家的背景，就技术解放人类潜能方向提出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思想，在信息时代曙光初露时，为AI等革命性领域的研究铺平了道路。

布罗迪的一生充满了意想不到的转折：他曾参与由中情局资助的超感官知觉研究，曾旅居新英格兰的天体村，也曾在奥斯陆的一家铸铁厂担任工人。

尽管是医学博士科班出身，但布罗迪的思想却天马行空、涉猎甚广：横跨了建筑学、玩具设计、声学和网络计算等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领域。

他以麻省理工学院为基地，与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以及AI领域的先驱之一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等思想家交流碰撞。

布罗迪的影响力，在20世纪70年代初达到顶峰。

那是一个硬科学与新纪元思潮交汇的时期，人们对于后工业时代的技术驱动未来，充满着激进乐观的精神。

他探索着那些只有在那个动荡年代，才能一本正经提出的、近乎狂想的问题，例如：

他的思想植根于控制论（cybernetics），这是一种用于研究城市、有机体、家庭和计算机网络等动态系统复杂性的跨学科方法。

尽管控制论自二战结束以来就已存在，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作为对僵化工业社会的一种反思，它才真正在学术界深入人心。

在华盛顿特区担任精神病学家的早期职业生涯中，布罗迪博士率先将控制论应用于家庭研究。

在研究中，他将家庭视为一个系统，既有其内部驱动力，也受外部系统影响：比如，假如父母工作不顺，便可能引发家庭内部的动荡。

1965年，布罗迪毅然放弃了收入丰厚的私人诊所，前往麻省理工学院接受一份无薪职位，那里当时是控制论和AI研究的前沿中心。

后来，他通过美国宇航局（NASA）的拨款获得了研究经费。

与当时身处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许多同仁一样，布罗迪相信，计算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了一个抉择：

这些技术的进步，既可以用于加固现有社会，也可能以革命性的方式极大地增强人类潜能。

布罗迪并不赞同Minsky等人提出的基于处理海量数据的AI路径。并开始用他的余生，倡导后一种选择。

同时，他还始终警惕着资本主义会迫使人类选择前者的风险。

1967年，布罗迪在为设计理论期刊《景观》撰文时认为，时至今日，我们仍未赋予自身所处环境这种创造性的灵活性：

但他对于AI的前景也并非全然悲观。

同年，在曼哈顿举行的一次数字技术与创造力会议上，他发表了演讲，提到：

布罗迪于1924年1月25日，出生于多伦多。

他的父亲Abraham Brody是一名医生。

母亲Blanche (Levy) Brodey，在二战前几年，曾帮助数十名逃离欧洲的犹太难民办理通行手续并获取签证。

1947年，布罗迪从多伦多大学获得医学学位。

在完成精神科住院医师培训后，他曾担任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儿童指导中心的副主任，以及马里兰州贝塞斯达市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的研究员。

1959年，他成为乔治城大学的临床教授。

在攻读精神分析师资格的同时，他还为中情局资助的一项关于盲人超常听觉发展的研究担任顾问。

这些工作，让他接触到一种思想：

由此也让布罗迪产生了一种全新的想法：语境（Context）即一切。

随后，他将这个信念带到了麻省理工学院。

布罗迪（右）和Avery Johnson

1967年，布罗迪与另一位研究员Avery Johnson共同创立了环境生态实验室，实验室坐落在波士顿一个工业码头的建筑内。

他们的研究方向是打造能与人类用户共同进化的环境，并借此推动用户自身的进化。

在那里，他们共同开发了「软建筑」和「软材料」，这些材料能够响应与人的互动，例如：

作家Evgeny Morozov认为，布罗迪和Avery Johnson希望通过研究此类材料，帮助人们摆脱大规模生产的同质化商品和界面的束缚，激励用户去学习思考，并对跟随现实做出相应反应。

布罗迪和约翰逊在新罕布什尔州米尔福德建造的泡沫房屋，他们以「生态工具与玩具」的名义在那里工作

虽然他们的实验室从未生产出任何可商业化的产品，但二人的思想却在波士顿学术界的某些角落扎下了根。

这些思想，启发那里的研究人员在即将到来的技术浪潮下，去探索类似的根本性问题：

在实验室资金耗尽后，布罗迪和Avery Johnson搬到了新罕布什尔州米尔福德的一个天体公社，并以「生态工具与玩具」的名义重新开始工作。

他们的项目包括一个用喷涂泡沫覆盖的气球建造的房子，以及一项关于软控制材料的专利。

同样，这些项目也没有量产的可能。

布罗迪有过两段婚姻经历。

1957年，布罗迪与Jane Tolson结婚，两人于1970年离婚。

2005年，布罗迪与Karene Lyngholm结婚。

他的遗属包括：

第二任妻子Karene，以及他与第一任婚姻所生的儿子Benjamin，另外两个儿子John和Ivan、两个女儿Kim和Lisa Brodey，一个继子Mathias Lyngholm-Dardeau，以及14个孙辈和5个曾孙辈。

1972年布罗迪因对美国感到幻灭并搬到了挪威

1972年，布罗迪在美国看到一种很明显的趋势：大公司永远不会支持他所设想的变革性技术。

与此同时，随着嬉皮士时代的落幕和越南战争的持续，短期内也不会再有什么变革。

感到沮丧和幻灭的布罗迪决定移居挪威，并几年后放弃了美国国籍。

1977年，他开始在奥斯陆的一家铸铁厂担任工人。

20世纪80年代初，他来到中国，并在天津大学教授控制论。

几年后，他回到挪威，致力于触觉界面的开发，并定期为挪威杂志《Flux》撰稿。

在那里，他创立了「团结起来反对种族主义」组织，以对抗挪威日益高涨的新纳粹主义浪潮。

他还在奥斯陆技术大学任教，继续倡导能够增强人类创造力的技术。

他的儿子Benjamin说：近年来，布罗迪博士对AI的发展变得谨慎乐观。

虽然当下的AI，是建立在Minsky博士所倡导的那类大语言模型之上，但布罗迪相信，它依然有潜力成为自己毕生所梦想的那种「柔性的」、能激发人类创造力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