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海口市工人文化宫宿舍区一间简朴的老屋内，105岁的陈玉兰坐在沙发上，柜子上摆着“光荣在党50年”“解放海南五十周年纪念章”“琼崖纵队老战士”等纪念章和荣誉证书。当记者问起抗战往事，她缓缓卷起左腿的裤管，一道十几厘米长的伤疤赫然在目。“这是当年送情报时留下的。”老人的声音不大，但很坚定，“那次差点送了命，但我不后悔，不怕牺牲。”
交通员的工作有多危险？
“走路可能踩到地雷，有时大喘气都会暴露行踪”
“我家里很多人都死于战争，这仇恨的种子，埋在了我心里。”陈玉兰说，“我参加革命，就是要给亲人们报仇。”1939年，在海南文昌南阳乡，陈玉兰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交通员。
在敌后当交通员，陈玉兰常与危险相伴。她负责的交通线，一出南阳乡就是敌占区，沿途岗哨林立、河道密布。“出发送信、引带同志，都在夜里进行。四周漆黑一片，只能靠月光和星光辨认方向。”陈玉兰说，“走路可能踩到地雷，有时大喘气都会暴露行踪。”
“做地下交通员，我摸索出了5条线路。”老人伸出手指，细数起来，“带大部队走开阔大路，速度快，但必须抓紧走；带重要人员要走最安全的秘密小路，哪怕多花几倍时间，也要确保万无一失；带一般同志走平时常走的路，方便接头；自己送钱物有专门的线路，轻装上阵，灵活机动；还有一条是紧急情况下备用的，那是真正的生死线。”
陈玉兰不仅熟记地形，更学会了倾听各种“声音”。有一次，她护送一位重要干部前往琼山白石溪。出发前，她像往常一样仔细规划了最隐蔽的路线。但在半路上，她突然闻到空气中有一丝若有若无的烟草味，这是当地农民不抽的旱烟味道。她立刻警觉起来，拉着干部蹲在沟里，保持安静。果然，没过多久，一队日伪军巡逻队就从她们原计划要走的小路上经过。正是这种超乎常人的警觉，让她和同志们多次安全完成任务。
“夜里走路，要边走边留心，注意有没有粪便、香烟等气味，那是敌人埋伏的信号。”回忆起自己曾经的工作，陈玉兰说，“为什么鸟会突然飞起来，为什么动物在叫，这些细微的迹象，都能帮助我们判断敌情。我负责的两条交通线始终没有暴露，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遭遇洪水冲走钱款，你怎么做的？
“乡亲们捐这些钱不容易，我就不顾一切钻到水里，一遍又一遍地摸”
1942年，日军对南阳乡进行疯狂“扫荡”，开展“大清剿”、大屠杀。当时南阳乡被杀害的烈士有300多人，群众2000多人，18个村庄被夷为平地，南阳乡政府因此转移。
陈玉兰此前送情报时被树枝刺伤，无法跟随组织撤离。组织便将她安置在山里一处隐蔽的茅棚养伤，一位名叫黄云发的村民每日冒着生命危险送饭照料。“没有药，伤口就那么烂着。”她用草药清洗伤口，再用破布包裹，强忍着剧痛，硬生生挺了过来。
另一次死里逃生，是为了护送乡亲们的抗日捐款。当时，琼崖纵队物资极度匮乏，党组织在群众中秘密发动募捐，乡亲们省吃俭用，凑出了一笔宝贵的钱款。组织上信任陈玉兰，将护送这笔款项的任务交给了她。那天深夜，陈玉兰途经白石溪，恰逢山洪暴发。走到一半时，脚下简陋的小竹桥被洪水冲断，连人带钱一同落入湍急的河水中。
陈玉兰先游上了岸。“天快亮了，敌人就要出来，急得我不知如何是好。”陈玉兰回忆，“乡亲们捐这些钱不容易，我就不顾一切钻到水里，一遍又一遍地摸。”洪水中，她一次次被急流冲倒，几次差点溺亡。但她用尽力气抓住河边的树和草，最终将钱分文不少地找了回来。
“一开始，我加入革命是为了给亲人们报仇。”陈玉兰再次说起她的初心，“后来我明白了，只有打败日本鬼子，建立一个新中国，我们老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
怎么应对日军的占领？
“破坏敌人水源，让他们喝不到干净水，吃不上安稳饭”
“我们武器差，但我们有自己的办法。”陈玉兰回忆道。在缺少重武器的情况下，游击队就地取材，创造出许多让日军闻风丧胆的简易武器：将粗大坚硬的荔枝树干掏空，制成土炮，装填火药、铁砂和铁片，这便是“荔枝炮”；从箭毒木上刮取毒汁，涂在武器上使用。
南阳乡是著名的抗日模范乡，群众用“坚壁清野”的战术让日军不得安宁。陈玉兰与游击队员一起采集当地有毒的植物藤，在夜色的掩护下，将这些捣烂的植物投到日军占用的水井或溪沟里。陈玉兰说：“破坏敌人水源，让他们喝不到干净水，吃不上安稳饭。”驻扎当地的日军疾病流行、士气低落，被搅得日夜不宁，最终被迫撤离了南阳乡。
陈玉兰的丈夫林洪存也是一位骁勇善战的琼崖纵队指战员。由于聚少离多，两人只能靠书信寄托思念。1948年后，林洪存随部队转战各地，音讯全无。1950年海南解放，在军区召开的庆功大会上，林洪存被授予“特别功臣”称号。陈玉兰才知道，他还活着。庆功大会后，林洪存找到了陈玉兰，将她带到部队，两人正式成婚。
“琼崖纵队领导人冯白驹和庄田都曾经在我们家住过。”陈玉兰自豪地说。不久前，她让儿女将当年革命先辈使用过的桌、床、碗等珍贵文物无偿捐赠给了海南省史志馆。陈玉兰的女儿告诉记者：“我们决不会忘记先辈们用鲜血书写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