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76岁的许倬云写了一卷《万古江河》，其语言汪洋恣肆，纵横捭阖，将中国历史比喻成黄河、长江，由黄河流域为核心的“中国”逐渐扩大到世界文化的“中国”，如同长江一路收纳支流，汇聚洪流。

从他1999年退休后的20多年里，他出版了20多种图书，发表了近200篇文章，接受了20多家媒体访谈，录制了十多场课程。即使在他古稀之年病情恶化，身体彻底瘫痪，他还要孜孜不倦，靠口述进行写作。

许倬云说：“在我在世一天，我愿意尽我之能，替中国人旷野召唤，替中国人呼唤，唤醒许多的梦，唤醒许多的错。尽我之能做这个事情。螳臂当车，挡不住；精卫填海，填不满。”

2025年8月4日清晨，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在美国匹兹堡去世，享年95岁。

许倬云的仙逝，引发学术界、媒体圈、文化圈的广泛悼念。“历史中的摆渡人”“与时代保持同步的史学大师”“历史不再是故纸堆，而在人的呼吸里”等悼念文章的标题，体现着人们对这位史学大家抱持的“敬意”，也能看出他思想里蕴含的“温情”，以及这种温情对普罗大众的滋养。

一位在象牙塔耗尽半生的历史学家，在退休后却突然主动与大众对话。他希望以历史经验和自己的人生体悟，给青年人以鼓励，告诉大家如何在快节奏、原子化、利己主义的时代里“往里走，安顿自己”，寻找自己的人生意义。

许倬云实名微博账号@许倬云说历史 于8月6日发布的讣告。（图/@许倬云说历史）

他出版《万古江河》《说中国》《我者与他者》，用大历史观的视角，剖析中国五千年的文化演进，探寻中外文化的交流过程，追溯“中国”概念的形成。

他写《中西文明的对照》《历史大脉络》，用文明比较的方法，勾勒东西文明发展的图景，试图寻找中国在近代错失机遇的答案。

他还写过一本《美国六十年沧桑：一个华人的见闻》，虽然分享的是他客居美国时期，对美国政治制度、文化的观察，以及对美国历史的追溯，但他念兹在兹的还是“历史上的、永远不停的中国”，以及一个个普通的中国人。

当美国政体病入膏肓，他大声呐喊，中国人应该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调动自己优秀的文化资源，与时俱进，创立一个最好的制度，“为亿万百姓求福祉，为天下万世开太平：建设一个大同世界的楷模”。

借用哈佛大学讲座教授王德威的话来说，许倬云先生是“感时忧国”的知识分子典范。许倬云自己也说：“为生民立命，就是为世界帮忙。这是儒家的本分。我将《万古江河》写得很浅，就是为了这目标。”

许倬云的“感时”意识，缘何而来？他为生民立的“命”究竟是什么？我们要回到他的人生际遇里，去探寻一位史学大师的淬炼过程。

成为大时代的“旁观者”

1930年9月3日，许倬云出生于厦门鼓浪屿，祖籍江苏无锡，祖先来自河南固始，先迁到福建，后来才在无锡落户。

许倬云的母亲章舜英怀孕时已经38岁，属高龄产妇，在怀孕3个月的时候，不幸患病，导致胎儿在肌肉发育时营养不够。许倬云在娘胎里仅仅7个月便降临人世，且患上了伴随他终生的肌肉萎缩症。他的双胞胎弟弟，身体机能却没有损伤。许倬云无奈地回忆道：“强者取全部，弱者取其余，我就是那个弱者，所以吃了亏。”因为没办法自己走路，年幼的他只能靠大人抱着，“抱到哪摆到哪儿”，这让他学会了忍耐，在哪个角落都能随遇而安。

1935年，许倬云随父亲许凤藻迁徙到沙市。2年后，抗日战争爆发，一批川军从家门口路过，年仅7岁的许倬云坐在那里，看母亲和女工给士兵烧水。许倬云后来回忆，大家都说：“这些人一个都回不来的。”一种悲苦之情埋在了许倬云幼小的心灵中，“因为我一辈子不能动，不能跟人家一起玩，所以永远做一个旁观者，这跟我一辈子做历史研究有相当的关系，历史学家也做旁观者”。

由于躲避战乱，许倬云随做经济委员会委员的父亲四处辗转，深入中国内地的农村，深切观察到农民最真实的生活，同时也了解到了农村的社会组织，这令他对中国基层生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他后来写作《汉代农业》奠定了基础。

如果说抗战时期的经历，让他成为了一个大时代的“旁观者”，意识到天下“最苦是百姓”，那么抗战结束后的经历，则让他树立了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念。

1946年，许倬云回到无锡，就读辅仁中学。学校隔壁是著名的东林书院，东林祠堂坐落其中。祠堂里不仅供奉东林党人，后世学习好、成就大的人同样接受供奉，因此当地人都自命是东林党后人。学校与东林书院没有围墙，只有一排低矮的松树区隔。如果有学生顽皮不听话，老师就会将他们拉到松树林的小石凳上罚站，并说：“那几个人就是你祖宗！你对不对得起你祖宗。”

在这样的环境，许倬云接触到了东林党人的思想，顾宪成写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成为许倬云自我体认的文化基因。后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对他做口述访谈，书名便用了《家事、国事、天下事》。在《我的学思历程》一文中，许倬云说：“东林子孙关怀的不再是皇帝，而是老百姓的生活。我也关怀老百姓的生活，这是东林给我们的训练。”

许倬云没有认为读书人就高人一等，正如他后来在接受《人物》杂志采访时所说：“无锡人不在乎任何高高低低的job，读书是本分，干活是干活。不是我是书生，我是了不起，我做宰相啊什么。我不在乎。读书是本分，养活你自己是该做的。”可以说，这个时候的许倬云养成了一种大爱意识。

抗战胜利，内战再起。许倬云见识到了国民党统治下的权贵、奸商、发国难财的人。人心思变，他的很多同学成为左派，变成地下党。许倬云无法行动，只能继续当“旁观者”，这让他有机会从更高的层面思考中国的未来：“在国家受敌人侵犯的时候，百姓总向往有一天见过国家强起来，为了‘中国’两个字，什么都不要了。”而现在，大家要革命，最要紧的还是“中国”两个字，要中国站起来。明乎此，我们便可理解，为何许倬云到了晚年要写《说中国》，思考“中国人”的归属感从何而来。

转益多师，形成独特的大历史观

1948年底，许倬云随二姐和二姐夫来到台湾省。第二年，父母跟三姐、双胞胎弟弟亦来台，全家团聚。不久，许倬云考入了台湾大学外文系，由于历史和中文成绩优异，被中文系教授王叔岷青睐，推荐给校长傅斯年。在傅斯年的建议下，许倬云转入历史系，开始了他毕生研究、书写历史的志业。

当时的台大，云集着一批从大陆来台的学术巨擘，许倬云得以蒙受他们的亲炙，如跟随劳幹习秦汉史，跟随留学法国巴黎大学、学贯中西的李宗侗学习先秦史，还跟中国考古学之父、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李济和中国民族学家、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的凌纯声接触到了人类学，后来又跟随全汉昇学习近代经济史。

这样的机缘，让许倬云“脱离了传统中国大学里面的教学方式，以中国为主，以史事为主，以个人为主的方式”，转向用“文化的、社会的、常民的，演变是渐进的，没有进步，没有退步，却是不断变化的”方式思考历史，逐渐形成了他的大历史观，即“人的变化是所有因素中最小的，制度的变化更重要一点，文化的变化再重要一点，地理的条件更长久一点”。后续许倬云所有著作，无不围绕着这几个因素迭次展开，这也是理解许倬云核心思想的一把钥匙。

这些前辈老师的个人风格，也在感染着许倬云。如劳幹回答提问的时候，经常会拿出一大堆证据旁征博引，从大讲到细。许倬云深受劳幹的影响，他在许多访谈中都提到，自己回答问题的时候，也会一条一条仔细地回答，最终才转回问题。在许倬云看来，当下人们的关注点越来越零碎，给大问题作注脚的人越来越少。或许，许倬云正是在这样的方式下，逼迫自己不断系统地思考，逼着自己去想大问题。

1957年，许倬云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那里，许倬云有了“二郎神”的第三只眼。他通过了解其他文明的文化历史，更好地看清中国文化的性质跟变化。他先是师从美国第一代汉学家顾立雅了解西方的汉学研究，后来跟随宗教学的开山鼻祖米尔恰·伊利亚德了解不同神话体系、宗教起源。他还分别攻读埃及学、亚述学、中东神话学等专业，对当时时髦的韦伯社会学也下过苦功。

不过，许倬云的内心一直横亘着中国问题，思考如何用这些方法去了解、研究中国古代的“常民生活”，明确的问题意识让他将一切学问化为己用，串联成线。这也促使他有更大的雄心，更宽广的视野提出“从世界看中国，从中国看世界”。到了晚年，他对于西方历史仍旧信手拈来，出版了数本中西文明比较的著作。

1962年，许倬云回到台湾担任史语所副研究员，台大历史系副教授，后来又兼任台大历史系主任。在国民党的高压控制下，台湾的高校深受政治影响，陷入了互相倾轧的斗争之中。作为青年新秀，许倬云也受到不少嫉妒和中伤。不过，许倬云还是为台湾的学术发展做出了不少贡献，如邀请学者来台讲学，为台大训练研究生、讲师、博士生，引进新的观念，改变台大学风。这些经历让他与不少中外学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还让他与一批后来成为学术界中流砥柱的青年人成为朋友。

1972年，许倬云再次远赴美国，担任匹兹堡大学长聘教授。虽然身处美国，但他一直关注着中国两岸的时局、社会变化，并不时调整自己思考的问题，希冀能用毕生所学为社会发展提供经验。当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地区经济起飞，许倬云开始讲“从历史看管理”，根据中国历史上先进的制度为现代管理提供借鉴。当大陆改革开放之后，他又在美国积极奔走，拉关系找资金，邀请大陆学者前来访问。

最被人津津乐道的故事，就是许倬云对王小波的帮助。许倬云回忆，第一次见到王小波的时候，“样子懒懒的，英文不是很好，但是人很诚实。谈话很随意，不那么一本正经”。当看到这位年轻人迷茫、无助之后，许倬云决定让他挂在自己的名下上课，并每周让他来办公室一对一谈话。后来许倬云指出，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文字不够精炼。在王小波修改后，许倬云又凭借个人的影响力，把这篇小说推荐到《联合报》副刊。王小波因此获得中篇小说大奖，与另一位作者平分了25万台币奖金，一举改变穷困潦倒、无人问津的命运。

到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许倬云频繁来往于两岸，担任南京大学荣誉教授，推动在台湾大学设立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担任南京大学荣誉教授等。许倬云身居其位，并非仅仅挂名，而是以衰残之躯，积极介绍美国高校的经验，帮助大陆和台湾高校院系的改革。

以“鹦鹉灭火”之势，替中国人在旷野召唤

1999年，已经70岁的许倬云正式退休。他没有回到家中含饴弄孙。相反，他在伉俪孙曼丽的悉心照顾之下，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穿梭于历史与现实之间，以家国情怀，书写百姓的历史。

1984年，当他受耶鲁大学之邀出版《西周史》，就有同行质疑：“居然连周公的事迹也不提！”对此，许倬云在该书的新版序言中回应道：“我治史的着重点为社会史与文化史，注意的是一般人的生活及一般人的想法。在英雄与时势之间，我偏向于观察时势的演变与推移。——也许，因我生的时代已有太多自命英雄的人物，为一般小民百姓添了无数痛苦，我对伟大的人物已不再有敬意与幻想。”

退休之后，他不再受学术规则的约束，76岁出版《万古江河》，其语言汪洋恣肆，纵横捭阖，将中国历史比喻成黄河、长江，由黄河流域为核心的“中国”逐渐扩大到世界文化的“中国”，如同长江一路收纳支流，汇聚洪流。本书聚焦于日常文化、人群心态及社会思想，尤其注意一般小民百姓的生活起居及心灵关怀。

此后，他的写作便一发不可收拾。根据冯俊文主编的《倬彼云汉——许倬云先生学思历程》附录所做的统计，他退休后出版了20多种图书，发表了近200篇文章，接受了20多家媒体访谈，录制了十多场课程。即使在他古稀之年，病情恶化，身体彻底瘫痪，他还要孜孜不倦，靠口述进行写作。他曾说：“在我在世一天，我愿意尽我之能，替中国人旷野召唤，替中国人呼唤，唤醒许多的梦，唤醒许多的错。尽我之能做这个事情。螳臂当车，挡不住；精卫填海，填不满。”

晚年的许倬云“向死而生”，以“一期一会”的态度对待每次直播、写作。他谆谆告诫年轻人，要用大历史的观点看自己、看世界，中国文化能够安顿我们的内心。他曾说：“如果明年不幸无法见到各位，希望年轻的朋友们愿意做傻瓜，承担痛苦，抗拒财富与权力诱惑。”

许倬云喜欢用佛教“鹦鹉灭火”的典故，来比拟自己的不懈努力：“昔有鹦鹉飞集陀山，乃山中大火，鹦鹉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尔虽有志意，何足云哉？’对曰：‘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

如今，这只鹦鹉已经西飞远去，他和他的思想也将变成凤凰，在烈火中得到涅槃永生，一直照亮、指引着后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