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回到了那个河边小镇。

尽管城里有更舒适的房子，父母还是喜欢住在父亲年轻时教书的小镇。那也是我成长的地方，在十七岁之前。

那是河海相交的区域，在杭州湾北岸，是个真正的鱼米之乡。河流纵横，一望无垠的稻田，松树、杉树与香樟树遮蔽下的乡间小路，竹林与凤凰树簇拥的村庄。

这是我少年时留下的印象，带着浓厚的乡土气息。唯耕唯读，这四个字是那时候父亲写春联时经常用的一个词，是对这种乡土生活的合理期待，也是他心目中的理想世界吧。父亲是我的中学语文老师。

但这种理想，在我这一代还没成长起来时就粉碎了。时间大概在八十年代初，我那时十一岁。我想，当时的起因是父亲给了我一辆自行车。

在学会骑自行车之前，我的活动半径基本依赖于走路的耐力。那时候很少公共汽车，而且我晕车，坐车对我来说是一种忍耐力的考验，几乎每次都失败，总是弄得脸色苍白，吓坏了家人。

但是我那时候喜欢坐船。母亲和我一样，晕车，但喜欢坐船，所以，出门，她会带我去码头坐船，那种定点定时来往的封闭的大船。

因为河流密集，当时人们的生活与经济活动都依赖于河流，船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同时，公路正在兴起，汽车蠢蠢欲动，试图取代船的地位。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坐船经历，却来自于父亲。那时候还小，有一天，父亲借到了一艘木壳船，是那种在内河活动的微型渔船，样子像竹笋上剥落的壳，两头翘。这种船很常见，只能坐两个人，因为小巧方便，是那个时代的代步工具。

那是早春的某个清晨，因为是在刚开始有记忆的年龄，所以现在想不起来，是出于什么原因，父亲要带我去外婆家，也可能是要送什么东西去，不得不用船。

我喜欢去外婆家，尤其是在夏天，外婆家一带有最好吃的西瓜，但之前一般都是走路去，顺着机耕路走上半天，穿过七八个村子，四五条河流，路程不到十公里。

这次不一样了，记忆中的我趴在船头，非常好奇。父亲坐在船尾，划着木桨，不时地提醒我坐好，不要晃动，掌握平衡，因这这种船吃水特别浅，容易颠簸掉下水。

不过我很小就会游水，并不是很担心，还巴不得掉进河里。只是初春时分，把手伸进河水里玩了一会儿，感觉还比较清冷。

就这样我们出发了，初春的河，水位已经比较高了，父亲选择顺着小河，没有进大河。河面并不开阔，有时抬头能看见，两岸向河中央伸展的巨大的凤凰树，靠得很近，几乎能握手了，但永远留着一条缝，非常友好的样子，不会相互抢夺空间。过不了多久，就该盛开满树的红花了。

村子沿河而建，人们依河而居，都已形成了惯性。几乎每户人家都有河边石阶，以及属于自家的一段河，虽无明文规定，但也形成了公识。

当然，河水是流动的，谁也无法拥有，但可以拥有水面的某个空间。他们会在这里养殖用来喂牲口的水生植物，最多的是水葫芦，能在水里自我繁殖。有时一棵水葫芦能长出一大片，都不用竹杆去拦截，只好一根绳子系住，它就不会随着水流漂走了。

当然，我更关注石阶边有没有下鱼线。一根线上连着一串竹制的鱼钩，比牙签短，用最有弹性的竹子削成，在盐水里浸泡后能弯起来，然后戳上一粒用水浸泡过的大麦，做成诱饵。

这样的鱼线一般是傍晚放下水。晚上河面安静，没有来往船只，台阶边的水里有淘米或洗碗导致的食物残渣，鱼群会前来觅食。

等早上，轻轻地拉上鱼线，就会看到鱼因为啄食大麦，嘴里卡住了一根恢复了弹性的竹签。以鲫鱼为多。

早晨的石阶上一般都有人，有些蹲着刷牙洗脸，同时把水面当成镜子。有些在洗菜，还有些在洗衣服，还有些在与对岸的人聊天，感觉人类大部分活动都是在河边完成的。当小船经过的时候，会泛起一涟漪，人们就会后退到上一级台阶。

其实河岸也并不高，河岸上有小路，所以，这个时候，路上也会有人在走着，大人去赶农活，孩子去上学，小商小贩正在走乡串村。岸上有些地方竖着水泥杆，上面有高音喇叭，正在播报新闻与报纸摘要，在春日的田野里，那些声音恍恍惚惚，传不了多远。

父亲一边熟练地划着船，一边跟遇到的每个人打招呼，有些会说上几句话。他虽已做了好多年的语文老师，也有些人其实并不认识，但相互之间似乎没有陌生感。

他们会说说天气，说说去年的收成，今年的雨水之类的，其实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说本身。等我到了父亲当时的年纪，我发现自己也特别喜欢与陌生人说话，可能就是受了影响吧。

偶尔父亲也会略感紧张。挂桨机的水泥船经过的时候，泛起的涟漪比较大，形成波浪，会让我们的小船晃荡起来。小船不仅吃水浅，而且船舷低，有时大浪撞击后会翻进船舱。不过，这种时候，我是最兴奋的，父亲总是大声提醒我注意安全。

除此之外，我完全被河面视角迷住了。从河面上看周围的一切，天空，村庄，遇见的人，河流，都与往日在地面上看到的不一样。心想，可能这就是一条鱼的视角吧。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记得当时是很骄傲的。

即使现在想起，船上的人，岸上走路的人，以及石阶上的人，相互之间的互动，特别像是一种流动的戏剧场景，非常迷人。

最惊奇的，就是遇见各种不同的桥，并从桥底穿过的时候。我仰着头，眼睛一眨不眨。尤其是穿过独木桥，从水面的视角看，桥上经过的人显得像是杂技演员在走钢丝似的。

但是更多的是石桥，从水面往上看，石桥的底部也非常好看。每次经过一座，我总是问父亲，这座桥是不是爷爷参与修建的。爷爷曾是远近闻名的木匠，人称“二师傅”，但也会泥水匠的活， 这在当时算是跑江湖的全能型人物，虽然不会看图纸，但当地不少桥都是他修建的。

爷爷留给我的经典印象是，冬天，头戴雷锋帽，帽耳向上竖着，但没系上，嘴里叼着没有过滤嘴的香烟，两只手互相插在袖口里，身上穿着掉了扣子的大衣，时常用草绳系紧腰部，草绳里插着一把锋利的斧头。一副要砸烂整个旧世界的派头。

在很久以后，我拿自己当时的小世界与外部世界作对比。就在我迷恋河流并形成记忆的时候，在联邦德国一侧的柏林墙边，大卫·鲍伊正以后人类、后性别的姿态，演唱了他自己创作的《英雄》，这首伟大的歌曲，遥遥领先于柏林墙的倒塌，统一了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

自从有了自行车后，我看待周围世界的角度开始发生更大的变化。

除了吃饭睡觉上课外，其它时间，我都和自行车在一起，仿佛它是我身体延伸的一部分。

那是一辆二十八寸的永久牌自行车，和其他拥有自行车的人一样，它成了我的代步工具。刚开始，我骑着它，在以前步行过的路上来来回回，或者，沿着河岸，去重复坐船经过的路线。所以很多时候，骑行在狭窄的乡间小径上。

很快，我突破了熟悉的活动半径，向陌生的地方出发，生活方式也由此悄然发生变化。

虽然故乡是河海交汇区域，从小镇到海边，也只有四公里，走路一小时就到了。但之前，我的活动区域还在内河一带，分布在小镇通往县城的河流周边。

当时，县城的中心在东湖，旧称当湖，是一个由五条河流汇合形成的湖泊，也是当地的交通枢纽与文化中心。清朝乾隆年间，棋手范西屏和施襄夏就是在这儿，展开了十局对弈，成就了后来的经典棋谱《当湖十局》。这是我一直仰慕的事儿。

母亲时不时带我坐船去湖墩公园，我从那儿听说，从东湖出发，可以坐船去往上海和杭州。想着，或许有一天，自己也能从这里，顺着水路走去更大的世界。

但自行车改变了这些想法。我发现，有时候自行车自己会找到该走的路，不是我带着它，而是它带着我。

越来越多地，我避开内河一带，顺着小镇往南的狭窄乡道，去往海边。那原先是一条机耕路，后来铺上了石子，两侧种上了杉树，成了乡道。乡道两侧外是村庄与稻田，西边还有一条平行的人工河，非常宽，是条入海河。

骑车不到一刻钟，就能到达海边，吹到带着腥味的海风。而沿着海岸线，有一条相对宽阔的、柳树遮敝的路，那是一条真正的柏油马路，据说还是战备公路，它的修建与几十年前一场败战有关。

沿海公路左右两个方向，左边是往上海，右边是往杭州。我不停地向外探索，每次都试图骑得更远一点，看到不一样的东西，但傍晚时我必须掉头回家。

有次在这沿海公路上，我看到了一个金黄头发的男人，他细高个子，用一块围巾挡住了脸。当时他正坐在一棵大柳树下休息，旁边放着一辆我从没见过的弯把单车，尽管很脏，但非常漂亮，不由得吸引了我。

靠近时我才意识到这是一位外国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老外，在八十年代初，这种情况非常稀罕。见到我靠近，他站了起来，拉下面罩，露出友善的笑容。我们没法用语言交流，他做着手势，展示他的车，以及挂在车上的包裹，又拿出地图指来指去。我终于明白，这是一位全球骑行者。

这给了我从未有过的启示。我很快意识到了，只要自己愿意，就靠一辆单车，顺着这条公路，或许我也可以去往任何想去的地方。它与整个外部世界是更快地连接的。

但我并没有这么做的冲动，只是在脑海中，第一次感受到了自由的含义。

我生活的小镇很小，传统意义上，只有一条主要的石板路老街，沿着一条河的北岸展开。后来在南岸，又有几条粗糙的水泥街，整个发展势头是朝向海边的。

小镇的长远历史无具体考证，但最早可追溯到明朝万历年间。在小镇东南海边，曾经是广阔的盐田，当时，为了运输海盐，专门开挖了一条运河，就是如今流经小镇的这条河。这条运河通往县城的东湖，可以把盐转运外地。小镇因盐而成，由此而始。

不过离小镇不远，一九六九年挖掘另一条与老运河交叉的出海运河时，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后来陆续发现新的遗址，形成了一条东西向的遗址带。

所以，当地流传着很多有关古墓的传奇故事，令孩子时的我们听得津津有味。

不过，很难想像，新石器时代的原住民们究竟是怎样在此生活的，那些从遗址中发现的玉器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后来这些先民又是如何从这块土地上消失的。

我，甚至我周边的人，从未将自己与遗址上曾经出现的先民，有过什么联系，在心理上，将这些古人当成了平原上的游牧者。他们来自于远方，在此建立过文明，用堆土的方式埋葬了亲人，但最终又流向了远方。或许，当下的我们也是这样的命运。

从精神面貌上说，即使这样的小镇，也有两种文化。这两种文化的差异并不大，也仅仅是因为生活环境的细微区别，以及生产方式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世俗习惯。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从饮食上来说，当地人将食物分类为本地产的地货、河货、海货，以及从南部山里来的山货。在以前，山货是比较少见的。

而在其他三样中，地货与河货是可以放心食用的。但身体稍有不适，哪怕咳嗽，就会忌讳吃海货。他们对海里来的物产有一种戒备之心。

当地最重要的家庭仪式，是过年，“年”在当地是一整套流程。流程的核心是做一桌“年饭”，邀请天上的祖灵们回家用餐。祖灵用餐的满意度，很可能决定了赋予保佑的力度。

祖灵也有法力，不只可以自己赐福，还是人间家庭与仙界天庭之间的中间人，可以恳请天庭中法力更强大的神仙菩萨，保佑自己的后代。

用来作供的年饭，既不能有山货，也不能有海货，只能是河货与土货。而河货中也有讲究，在我记忆中，即使鱼类，也以鲫鱼为主，鲤鱼也是万万不能摆上桌的。所以，在过年前两天，准备好一条大小形状完美的鲫鱼，是家务重点之一。

这就是以稻作为主的内河文化的体现，即使只有四五公里那么近的距离，它与靠海吃海的海洋文化也存有差别。

内河文化温顺、平和、恭敬、隐忍，是典型的江南文化的内核，是我孩提时的言传身教。而海洋文化相对直率、硬朗、冒险，不过有着同样的恭敬。

当我整日骑车徜徉于海边公路，沙滩，山林，并开始迷上爬山、游泳，在海滩上奔跑，并开始拥有一帮同样骑车冒险的小伙伴时，我的少年时代来临了。

就像出海河一样，我从淡水冲入了咸水。

海边有一座山，孤零零的，我们就叫它独山。

如今，小镇也以此改名，彰显小镇的海洋气质，因为这一带发展成为了海港区域。而原先的小镇，成了这海港区域下的一个社区。

而在以前，它有另一个名字，在口头上，当地人以一座著名的桥来命名它，虎啸桥。

确有其桥，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间，后来又经过翻建。曾经的虎啸桥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那也是我们孩时的游乐场所，小镇发生的故事都从这里流传出去。

以一座桥来命名，彰显的是旧时的内河气息。当地河流纵横，因此桥也特别多，以桥来命名一个地方是约定俗成的惯例。

当然，从旧时的行政区划上来说，小镇也是乡镇所在地，而且有一个女性化的正式名字：黄姑。在日常口头语中，当地人比较少用它。

小时候弄不懂这个名字的由来，它像是一个突然长出来的名字。不过，我很喜欢，听上去像是黄姑娘或黄姑姑的简称，含着一种柔情。

后来去北大上学，因为翻看音韵学的书，才弄明白，黄姑指的不是一个女性，而是一个男性，而且，居然是牛郎。想想真是可笑，一直以为是在女性的芳香与温情里长大，后来发现那是浑身臭烘烘的男人的怀抱，有点错乱。

“黄姑与织女，相去不盈尺”，这是后来读到的李白的诗。在前互联网年代，要检索到这样的信息确实不太容易。“黄姑”其实是“河鼓”的音变，而河鼓星靠近牵牛星，河鼓就成了牛郎的别称。古人命名真是曲折啊。

从这个官方正式名字推断小镇的历史，或许与之前的理解有些不一样了。既然以牛郎的概念命名，一定是把虎啸桥想像成了鹊桥。那么，大概也是先有桥，再有镇，说明小镇的历史不会超出清代乾隆年间了。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这种男耕女织的生活，正是命名人所希望的吧，也是内河文化的典型象征。我想起了父亲喜欢的“唯耕唯读”四个字。

小镇的西边还有条出海运河，而独山就在这条河的入海口边上。独山并不高，松林密布，有缓坡有悬崖，鹤立于周边的海边平原，是好高骛远的流连之地，我和小伙伴们熟悉它的每一条小径，几乎摸过它的每一块岩石。

由于此山扼住了杭州湾的喉口，所以很早前就具有了军事价值。山里有很深的人工防空洞，里面乌漆墨黑，又蛛网般复杂，是当地每个男孩成长中首选的探险之地，只要能独自进去完整地走一圈，那就能配得上男子汉三个字。

当然，这只是勇敢的初阶。如果想要进阶的证明，那就是去海里野泳，而且是台风季的海。

杭州湾的海边由于独特的洋流现象，再加上附近河流泥浆俱下，海水非常浑浊。少年时的我们，总有一种美好的想像，只要游得足够远，就一定能看见蔚蓝色的海，因为照片上的海都是蓝色的。

所以，只要你说看见过蓝色的海，并能说清楚它是怎么样的，就足以证明你真正的勇气。而且，在当时，我们都认为，只有在台风来临之前，远海的海水才是最蓝的，这时一定能看见最美的大海。

那几乎是一次冒险。印证了孩提时父辈们对海洋的暗黑想像，以及对我们的告诫：不要靠近海，它喜怒无常。

在独山的西侧，有一片海滩，长约五公里，当时荒无人烟，只有野生的芦苇与棕榈。海滩另一头连接着一片山脉，那片山脉共有九个山头，和独山比起来，那儿错综复杂，号称九龙山。

我和其他四位小伙伴，一起从独山的西山脚开始下海。我们把衣服放在一棵矮棕榈树根下，那儿刚好有一个洞，自行车也停在边上。

夏日午后的阳光很好，而且我们也在海滩边眯了一会儿了，精力充沛。听说午夜可能有台风，但此刻风平浪静，正是游向远海，观看蓝色海洋的好时机。

我们一起往外游了三四百米远，一边游一边互相打着招呼。我们没有任何准备，纯粹野泳，没有救生设备，甚至没有泳帽和泳镜，事实上也没有专用泳裤，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游完后躺在沙滩上晒干短裤的。此时海滩上，也没有任何其他人。

开始一切正常，与以往并没有两样，远处金光闪闪，有些耀眼，但一想到蓝色海洋在等着，就如同塞壬的歌声，充满了诱惑。海水浑浊，游泳时我们也尽量避免把脑袋浸入海水之中，那样容易眼中进沙。

当我们稍感疲惫，就会在原处踩水，人直立在水中，用脚板拨水保持平衡，或者干脆仰泳，四脚朝天，静止在海面上。不过仰泳适合在两个海浪之间的过渡阶段，不太容易掌握。

不知道从哪个瞬间开始，我感到海浪大了起来，刚开始以为只是游得有点远了，属于正常现象。但这时听见后面有位伙伴在大喊：

“刮台风了，赶紧往回游。”

还没完全听清，一个大浪就拍了上来。已经看不见其他小伙伴的踪影了。

这时才发现，海水已经改变了方向。台风驱赶着海浪，并没有一个渐变的过程，流速马上变快了，连天色也立即暗了下来。

我有一丝的慌张，因为身体在水里已经有了被水流纠缠的感觉，这是一种可怕的直觉，必须拼尽全力挣脱。现在回想起来，都有点发麻。

而当时，迅速地，脑子里一片空白。身体的本能驱动，百分之百的注意力要用在如何分配体力、调整方向、顺利回到海滩上。因为底下的水流与海面的洋流并不是一个方向，很快形成了漩涡流。

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只能凭直觉。我先是被突起的海浪冲到了一片尖利的礁石附近，这是附近最危险的海域。好在我水性还好，不顾眼里进沙的危险，钻进了水底。在水底憋着气，一阵猛冲后才逃离了礁石区域，但手臂还是不可避免地，被礁石上的牡砺划伤了。

当我从水底钻上来时，看见另一个小伙伴也刚刚逃离这片区域，而水底混乱的洋流正在把我们往不同方向带走。

此时风特别大，我喊了几声，但声音根本传不出去，反而呛了几口海水，盐水让嗓子生疼。我想向他靠拢，彼此有个照应，但很快几个巨浪过来，互相就看不见了。不过，我相信他的水性。

在无法了解别人状态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只能独自面对风暴，先让自己回到安全的海滩，同时充分地相信别人。这是我少年时代最大的教训。

当然还有，台风永远不会在人类预期的时间准点到达，要么提早，要么迟到。

我被迫游了一条非常曲折的路线，根据随时变动的风向与潮流，调整着自己与海滩的角度。这样才能借上它们的力量，让紧张的身体得到放松，而不是对抗。

并不能把身体直着朝向最近的海滩，以为两点一线最快，但那样可能永远到达不了。

节约体力与时间最重要，至于在哪儿上岸，已经无所谓了。

当我终于从海中爬出，跌跌撞撞，又躺到海滩上时，虽然已经精疲力尽，但微微还有点兴奋感。而且并不惊讶地发现，我上岸的位置正在海滩的另一头，靠近九龙山的东山脚。风暴之海把我在水里拖曳了将近五公里远。

前后没隔多久，我看见另外四位小伙伴的身影也从海浪中爬出来，位置与我也没差多远。我们各自躺在沙滩上喘了好一会儿，平息下来，突然不约而同地，哈哈大笑起来。

后来，当我们讲起这个故事的时候，有过海边生活经验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而我们几个小伙伴，在往后的岁月里，每次聚会时都会回忆起各自的细节，最后又都是以哈哈大笑结束。

更有意思的是，故事传播久了，就变成了公共的记忆，就有越来越多的我们五人之外的其他伙伴，会说，当时他们也在。他们还会绘声绘色地，在别的场合讲起这个故事，好像这也是属于他们的。

所以，有时我也被弄得有点恍惚，当时在海里的，只是我和其他四个小伙伴呢，还是说我记错了，其实有更多的小伙伴呢。不过，这样也很好啊，有一种有难同当的幻觉。

从那次以后，我们再也不提及蓝色海洋这回事了。浑浊的泥浆色的海水其实也很美，至少代表了一种粗野之美。但我们的冒险继续，接下来把目标对准了野海滩另一头的那片山脉，九龙山。

如今的九龙山，发生了一个类似“了不起的盖茨比”式的故事，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但这是后话。

少年时代的九龙山荒芜一片，海边起伏的群山中，林莽与坟场，山中秘道与戒备森严的雷达基地，最湍急的峡流与可望不可及的岛屿，纪念碑与灯塔，海滩上腐朽的船钉与可疑的瓷片，采石场古老的植物化石，无法识别的动物足迹，以及怪异的鸟的嘶吼声，等等，都形成了不可思议的吸引力。

对于刚开启对世界好奇之心的我们来说，那儿各种新奇事物应有尽有，符合所有探险的元素，仿佛就是世界的尽头与冷酷仙境，有一种令人颤抖的幸福。

爷爷曾经对我说，他年轻时在那海岛上避过难。虽然不知真假，但是每次临近那片因布满了漩涡而无法跨越的峡流，望着对面的虚无之岛，我就有点激动。

很多年后，峡流之上修了一座桥，我终于登临小岛。在一个石亭里休息，意外地发现，这个亭子居然是为纪念李叔同修建的。想起县城东湖边、莲花状的李叔同纪念馆，倒也并不能表达太强烈的惊讶。

更巧合的是，当中年的我度过劫难，重获自由后回到故乡，无意中去到的第一个散心的地方，居然就是这个小岛。而去的第一个公共建筑，居然就是李叔同纪念馆，我去看他临终前留下的最后四个字：

悲欣交集。

当然，去纪念馆本来的目的，是重读他书写的巨幅心经。在占了一整面墙的作品前，站了很久，读着一笔一划，感受其中如鹅卵石般不露痕迹的生命态度。

当然，人当少年时，游荡久了，就会听到一些心仪的传奇故事，大多是关于往昔岁月的草莽英雄：海盗、流寇、反抗者、烈士与游击队，等等。

但也有例外。如今，在九龙山某处海边悬崖，有一块碑写着，悬崖下曾经有一个渡口，那是红楼梦第一次出海的地方。当初的传说，变成了当下真实的景点。

但有意思的是，此处渡口并不是正式的港口，按某种惯例推断，这里可能是走私船的临时停靠点。难道是海盗或偷渡客把红楼梦传播到了海外？

正式的港口就在九龙山的西山脚下。那儿也有一个小镇，它的历史应该更久，接近一个小城的规模。在少年时代，我很是羡慕这个小城，因为它紧挨着群山与海洋，多数的传奇故事都与此地有关，而且，它是交通枢纽，有一个长途汽车站。

小城中我最喜欢的，是一条垂直伸向海里的海堤。海堤上有一排结构低矮的木房子，相互紧紧挨着，每个房子都有阁楼。涨潮的时候，潮水会漫上海堤，有时短暂漫进房子的底层，人们就会转移到阁楼上去，等到退潮后再下来。因为大多是海鲜类商铺，所以，并不造成困扰。

台风季的时候，海堤上就不能站人了，狂风能把人直接刮进海里。但我喜欢那种感觉，我和小伙伴的冒险之一，就是在涨潮时分骑上海堤。而在台风时节，我最爱看的景象是，潮水冲击海堤掀起巨浪，有些浪花的碎片会直接翻过那些房子。

这种浮士绘式的海堤景象，其实在日本的电影中经常看到。事实上，这条人造海堤就是官方最早的港口，而这座历史悠久的海边小城，也与日本有着深远的联系。

九十年代末期，在一本日本学者有关江户时代中日关系的书中，我读到了一个故事，与此处海堤有关。

德川幕府向中国商人订购了两头大象，这两头大象从越南起身，先被运载到中国东南沿海，然后转搭船只，远渡重洋来到了日本港口长畸。母象在途中死去，公象继续前行，徒步了1480公里到达当时的江户、现在的东京。因为是最后要去京都谒见天皇的神象，所以被册封了官位，一路上引起了轰动。

此事有详细的记载，而我从中读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也就是东南沿海转运的港口，那个小城。

后来，当我再次来到古老的海堤怀旧时，发现那一带早已经被填平了，成了海滨公园。

但我还是凭吊了一番。二百七十年前，一头来自异乡的巨型大象，如何站在狭窄的海堤上，年轻的眼神迷茫又好奇，大耳朵缓慢地扑腾着，但并非迎风招展。它刚完成了一段艰难的旅程，又要迎接下一片海。

尽管只有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程，对于那时的我，小城就像是一处别院，并不遥远，却又代表着远方的全部意义。

有时，它与我居住的小镇似乎又是一种孪生关系，成了我故乡的一部分。即使我早已离开，也会时不时梦回这有着浮士绘式海浪的地方。

曾经有一个姑娘几次问我，你的老家在哪儿。不知出于什么样的潜意识，但一定不是出于自我保护，最后从我口中答出的，是这个小城。

那个年代虽然已有手机，但是还不能上网，更没有网络地图。几周后的某一天，我意外地接到了这位姑娘的电话，她很兴奋，甚至有点喜出望外。她说正站在小城的某条大街上，对面有一所学校，问是不是我曾经读书的地方。她还说，已转了一圈，这里很好，每个人都很亲切。

我当时就非常后悔，也有点羞愧，但为了让她不至于失望，就说是的。

然后她热情洋溢地参观了我少年时代理想中的小城，但那时的小城，其实与过去大不相同了，尽管它的名字还叫乍浦。

这事对于我来说，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个心理阴影，虽然阴影的面积并不大。在高窗时期，回顾自己简陋的人生轨迹时，我再次想起了这件事。是怎样的原因，会让人下意识地给故乡找了一个替身，这是一种怎样的冲动呢。

不过，虽然仍然怀有羞愧，但在当下苦难的陪衬下，这种错误居然在回忆中开始散发出一丝美好的光环，这是时间的魔术。

“给我一个永远的谎言”，我想起中岛美雪的这首歌。当时的我，还记录下了高窗下的怀想，它是一首诗，《那个在电话里喜出望外说“喂”的人》：

十七岁那一年，我记得是九月五日，我离开了小镇，前往北京读书。

也是在那一年的春天，大概是五月，从小镇到独山的公路开通，是一条柏油马路，直接连接到沿海公路。正如我理想的小城一样，小镇从此有了正式的公共汽车站。

和我一起的还有一位同学，他去清华，我去北大，这是我俩在高一暑假下围棋时一起定下的目标，结果都实现了。

他也是我最好的学习伙伴，初二下半学期前，我们一起自学完了整个初中课程，进入高一之前的暑假，我们又自学了整个高中课程，所以，才能有多出来的时间用于游玩。

同时，我还花了大量时间用于阅读，几乎把学校小图书馆的书翻看了一遍。有时出去玩还在口袋里带着书本，后来这成了我的习惯。所以，只要有书陪伴，有时在别人觉得无聊的地方，我也可以津津有味。

我至今还记得那天在公共汽车站的场景，晨雾刚刚散去，小镇显得格外冷清，烧煤炉的气味飘荡了一夜仍有余味。我站在那儿，有那么一阵子在发呆，面对着一个未知的世界，有一种强烈的疏离感紧紧裹住了我。所幸那时年少无知，难以理解人总在孤立之中，幻想以燃烧的自我，热情地拥抱新世界。

父亲的朋友开车，从公共汽车站出发，经过新修不久的柏油马路到达独山，转到沿海公路，往东，将我们送去最近的火车站。那是上海郊县的火车站，金山卫火车站。

这是一个我熟悉的火车站，在此之前，我已经骑着自行车，转遍了这个石化小城。它比我理想的小城大，却是一个工业化小城，四处矗立着排放白色气体的烟囱，在夜晚还能看见有些喷着火。空气中总是飘荡着一丝古怪的气味，甚至在还没进上海的地界就能闻到。所以，在我们口中，就叫它石化。

它的正式名字金山卫，其实得自于一座明代洪武年间修建的卫城，用于防御海上来的被当地人称为“东洋人”的倭寇。但可悲的是，在将近五百五十年后，东洋人的军队还是从海上抢滩，轻易攻占了这整片地区，并以此围攻上海城区，直接造成了松沪会战国军的失败，上海沦陷。

在此之前，经由金山卫火车站，我已经去过上海几次。高三毕业后的这个暑假，我频繁地往上海方向游荡，虽然有些茫然与不知所措，但是心想，也许我未来的方向在大城市。

只有在那儿，才有机会发掘自我的天赋，与不可知的力量频繁碰撞，得到淬炼，最终获取人生体验。当然，失败了就回家。

在从上海去往北京的火车上，我的对面坐着一个去北京舞蹈学院上学的女生，她瘦弱得像是家乡小镇上任何一个不起眼的女孩。她的母亲在车窗外吩咐了几句，火车离开时挥了挥手，然后她就一直在哭，令我有点不知所措。那个年代火车上很挤，但每个从中间过道经过的人，都会先看看她，再看看我，漂给我一个个读不懂的白眼。

好不容易等到她由哭泣转为啜泣、望向窗外的时候，我鼓起勇气，想表达一下问候。其实那是我人生第一次主动与一位陌生女孩说话。从我口中蹦出的是这样一句话，至今令我印象深刻：

“你为什么这么忧郁。”

是的，我用的是一句书面语，反问句式的肯定句，生硬滑稽，虽然不乏真诚。

当时的我像是从一本书中走出来的人物，这样的语言是从哪儿来的呢，肯定不是歌德、雨果或狄更斯，可能是内心苍白的叶赛宁吧。不过，那个女孩确实再也不哭了，但也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因为那个句式无法回答。

终于，经过多年以后，现实给了我一个响亮得直上云霄的耳光，宣告了我的失败。这失败有点彻底，仿佛开启了另一次人生。

我从北方，又去了南方，终究没有想到，会在故乡与上海之间的某处高墙之内，失去了自由。在那儿，夕阳之下，有时我会站在窗口，望着西南方向，等待着月亮或木星次第亮起，在那白色与金色的光浑相互交映下，并不遥远的地方，有一个小镇。

我童年时代的河，少年时代的海，还会记得我吗。每逢台风季节，就会想起，自己和小伙伴们还在潮水里拼命挣扎。对，就是李叔同说的人生态度：勇猛精进。

当我重获自由，家人接我回家，开车走了一条以前没有走过的高速公路，并没有花多久时间。现实的距离比想像中的更近，我感觉自己之前所有的怀念，累积起来，排成队，几乎是可以到达故乡的。

花花陪我在小镇呆了段时间，然后她要独自先回广州。

她开着车，我们一起从小镇到达金山卫火车站，我十七岁时离家的第一个车站，她要从这里坐火车进城，再转去虹桥机场。

这是父亲的车，前几年，为了能够每个月开车去探视我，父亲学会了开车，然后花花给他买了这辆车。

到火车站后，花花让我自己把车开回去，我有点忐忑，因为几年没有开车了。我把车开得很慢，穿过少年时熟悉的城市，发现它变了很多，有点说不上来的陌生感，它在我眼中变得平凡了。

我穿过上海与浙江的交界，继续往前，就是少年时代的沿海公路了。两边的杉树和香樟树长得很高了，忽然发现以前的柳树所剩无几。这时夕阳西下，光线直直地照进前窗，让人睁不开眼。我放下遮光板，把车开得更慢了，不到二十公里的时速。

左边就是海，虽然隔着一小段沙地，以及堤坝，并不能看见，也听不见，但我能够感应到海，潮水冲向堤坝的节奏也很慢，几乎与我的车速一样慢。

右边是稻田与村庄，我熟悉这些村子，但在夕阳的反光里，我看不太清楚它们的样子。稻田刚刚由绿转黄，正是成熟时节，虽然看上去模糊一片，却正是最美的时候，整片稻海呈现出梵高式的主色调。

我享受着这慢节奏，似乎也能闻到打在我身上的金色余晖的气味。就在某一瞬间，我忽然意识到，这是四年来第一次，我独自待在一个空间里，尽管这个空间只有车箱这么小，但是非常安全，非常私密，而且是流动的。

没有铁丝网，没有哨兵，没有监控器，没有监视者，就我一人，不用准备随时起立，喊出我的代号。

当我意识到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很快地，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了下来。这是我第一次在这条公路上流泪，我少年时代的公路，我曾经的梦想，就是沿着这条公路去往外面的世界。我决定就让它流吧，真正属于自由的眼泪。

当公路走向偏离夕阳，不在一条直线上时，我才能看清前面的房子，熟悉的村庄发生了变化。先是看到一些房子已被拆除，宅基地上只剩一片瓦砾，然后又看到几台黄色推土机，正在推倒另几栋房子的屋顶与墙壁。

一片衰败之相。村庄正在进行整体搬迁，估计是搬往小镇边上正在拔地而起的高楼。村庄的原来的土地，要么划入扩建的港区，要么划入新的政府规划，这一带将建一个万亩稻海项目。

原有的小农户作业方式已被淘汰，代替的将是工业化的生产模式，号称“大包户”。村庄正在逐渐被消灭，当然接下来，乡村的传统生活也将面临瓦解。

我把车开得更慢了，估摸着按少年时骑自行车的速度向前。看着一路上的败相，带着复杂的心情，再次悲从中来。

我在铁窗内遥想的景象，童年与少年时代乌托邦式的一切，都将烟消云散，再也回不来了。

接下来的几年，我不停地，在青藏高原与故乡之间来回穿梭。

我在高原上徒步，在山林里生活。高原似乎成了我的第二故乡。一段时间以后，我才意识到，自己似乎在高山上寻找原乡逝去的东西。

而每次回到小镇，都会发现又有一些村庄消失。而提醒我的不是别的，而是不断听到的白日烟花。

即使发展了不少，小镇依然很小，感觉很多街道都在相互靠拢，它们喜欢挤在一起。

家在一座公寓楼里，边上有条街，顺着这条街往前五十米，过一个没有红灯的十字路口，再往前一百五十米左右，便是一座养老院。

附近的村子拆迁后，因为待搬入的小区还没建好，村民只能临时住在镇上或周边的出租屋里，政府会补贴这部分租金。

与原有宅基地上自家的房子比起来，临时搬入的出租房都比较小。最主要的是，按当地风俗，房东不允许年纪太大的老人住进来，如果租客在自己家里过世就很不吉利。

所以，没有办法，不少家庭就会把家里老人暂时送进养老院过渡。

三年疫情，拖慢了所有工程的进度，包括为这些搬迁户新建的小区。不少老人就在养老院中、而不是自己家里，无望地离世。

按照当地人规矩，出殡的时候要告知天地人间，以前的传统是放爆竹，现在是放烟花。在白天，虽然看不见天空中那绚烂的烟花，但一声声巨响，告诉这个世界，有位善良的老人走了，也告诉下一个世界，有位可怜的老人正在前来的路上。

小镇太小了，一枚烟花的爆炸声就能覆盖全镇。无论在小镇的什么位置，都能听见，都能明白，这镇上又少了一个人，苍老的灵魂正在小镇上空徘徊，小镇染上了片刻的悲伤。

因为离得近，家里听得特别清楚。每次母亲听到这样的响声，就会放下手上任何正在干的活，低着头静静地站一会儿。

在疫情的某段时间，这样的响声太频密了，听得母亲的心里很难受。那三年的除夕夜，每逢家里祭祀完祖先，按规矩也得放喜庆的烟花，母亲却阻止了，说今年烟花的响声太多了，她已经听伤了。

在疫情后，这样的烟花声稀疏了一些，但仍时有响起，母亲还是那样，一听到就低着头静立片刻。而我，还会由此想到，那些消失的村庄。

随着周边村庄的逐渐消失，小镇越来越像一个孤岛，它与身处的环境正在失去原有的联系，但又不知该如何重建。

有时，我感觉它越来越像一个主题公园，跨越不同时代的、带着明显的叠代痕迹的景观之地。而我们，似乎都生活在这自我观赏的玻璃罩里。

我想，或许我可以试着从这种失去中找到点什么。

疫情开始后，由于交通阻断，出行相当困难。

我一度也被困在家里，唯一的安慰是，小镇周围的田野不在乎通行码。

我开始在乡野里徒步，这比在高海拔地区轻松得多。这可是自己童年时的方式，只是那时的行走范围很小。

我上午阅读，中午出门，一直走到天黑。五六个小时的乡野行走也可以走得很远，我每天随心所欲地走，随机选择线路。

有时我仅在乡间小道上，在那些已经长得很高的松树下行走，有时我连续穿过几个村庄，有时我会沿着某条河流，寻找它的转折之处。

有时我顺着一条新修的、却似乎已被废弃的公路行走。公路的两侧种着很多梅树，如果是冬天，它们就会开出孤独的花，等待我把鼻子贴上去。想起自己在高窗下写的诗：

虽然童年时代的乡野不复存在，但那种感觉，还是一点点回来了。慢慢地我也爱上了这种徒步，每次回家陪伴父母时，乡野徒步成了我的习惯，一晃就是好几年。

即使疫情结束了，我的乡野徒步还在持续，它和我的高原徒步慢慢融合，最终成了一个整体。通过徒步这种方式，他乡与故乡成了一体两面，滋生出了另一种崭新的乡愁。

有时我会走进那些刚刚搬空的村庄，走进拆除了门的房子，房子里剩下的东西都是被主人遗弃的，被胡乱扔在地上，旧衣服、旧鞋子，旧书本，旧玩具，等等，这些东西都有着被反复使用的痕迹，它们在发出最后的光。我曾经想找一张被遗弃的旧照片，但一次都没找到。

我会走上楼梯，站到房子最高层，透过被拆除了窗框的空洞窗口，看乡野的风景，想像曾经住在这房子里的人。

有时，我会去看那些正在被拆迁的村庄，一呆就是半天，看拆迁工人如何一根一根地拆除水泥电线杆，看推土机如何一堵一堵地推到墙壁，看挖土机如何把宅基地翻得底朝天，曾经生活的痕迹就这样消逝了，像极了一个族群的消亡。

而有时，我会重新站在某个村庄的遗址上，短短一两年，它已经恢复成了农田的一部分，长出了稻子或麦子，丝毫看不出，曾经有个村庄，有一批人，在这里存在过。这让我也联想起了离小镇不远的、那个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只是那儿还可以有考古发现，而这儿，什么也没有留下。

有一个冬日，我开着车，带花花到我徒步到达过的地方转悠，路过一座水泥桥，我就把车停了下来。外面天气特别冷，还下着小雨，我们就坐在车里，面对着那座桥，那座桥孤零零的，河的两岸是农田。

花花觉得很奇怪，一座桥有什么好看的呢。

然后我就开始对她说起这座桥的故事。告诉她，就在两年前，这座桥边有些什么样的房子，有些什么样的人生活在这里。我描述得很详细，甚至那些房子的外形历历在目，桥边还有一个商店，门口有个怎样的老人。

花花很惊讶，问这是真的吗。然后我拿出手机，翻开两年前的照片，举起来，让花花对照着看：同一座桥，以及早已消失的村子。花花问我，当初为什么拍这些呢？

我说，这是我少年时经常骑车经过的地方。

有时我会走到独山，在山间彷徨，旧年的落叶还在腐烂，当年的新叶刚刚长出，那混合了腐朽与新生的草木气息仍然与少年时代一样，让人既抗拒又着迷。

有时我会走到海边，在海边堤坝上行走或者练习瑜伽，大海依旧混浊不堪，似乎仍然翻滚着少年时代的海浪。当然，我也和少年时一样，怀揣着一本书，休息时靠在堤坝下阅读。

有时，我会把车开至九龙山，然后进山徒步。原来的草莽之地，现在建起了游艇码头、酒店、别墅、游乐场、高尔夫球场、跑马场。但是无一例外地，处在衰败之中，有些几乎已被废弃，令人惊讶。

二零二四年二月十日，大年初一早晨，在一片除夕鞭炮与烟花的残留气味中，我从小镇出发，沿着出海运河走到海边的独山。

又在一片末日般的宁静中，仿佛自己是这世界上最后一个人一样，从独山一路向东，沿着海堤，一路走到了上海，终止在金山卫火车站。

徒步三十公里，这是对十七岁时离开故乡的怀念之行。

在浙江与上海的分界线上，有片一直伸向海里的铁栅栏。在那儿，我碰到几个正在晒太阳的渔民，聊起从祖辈那儿听来的故事。

其中之一，就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日军八万人从此处海滩登陆，致使这片土地变成了残酷的战场。至今，这一带还残留着当时战事的痕迹，废弃的碉堡，已成了文物。

他们说起，当日海上大雾，凌晨二点是高潮，而波浪平静。第一个发现日军的是当地的盐民，因为先头登陆的日军士兵为了防止暴露，全都趴在海滩上，有些直接趴在盐田里。

这时我才想到，穿过故乡小镇的运河开挖于明代，正是用于海盐运输。而那条运河向东，穿过如今的浙沪边界，它的尽头，一直伸进了金山卫，就在离火车站不远的地方入海。我终于明白，如果我划着一艘船，也是可以在十七岁时到达火车站的。

而这次交谈也促使我想明白了另一件事。松沪会战上海沦陷后，接着嘉兴沦陷，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这片土地上发生了杀戮与恐慌性的逃难。很可能就是这个时期，还处于少年的爷爷，曾经躲进了草莽丛生的九龙山。

那么，我童年时听他说过的故事，很可能就是真的。

眼看父母日渐衰老，我开始频繁地回到小镇。

最近的一次是蛇年春节。与往日一样，我仍然热爱乡野徒步。

大年初一下午，我照常往东，先是抄近路走过一片冬日的麦田，夏天的时候这里是稻田，然后临近一条小河。

走近麦田的时候，我就发现眼前景象有点不太一样，河对岸的小村庄居然消失了。但在昨日除夕，我往这个方向张望的时候，还看到过大朵的烟花在这个村庄的上空燃放。这几乎是离小镇最近的村庄了。

走近河边时，发现河上的便民小桥也被摧毁了。对岸原来的整座小村庄，只剩一幢房子拒绝搬迁，被警示栅栏包围着。

我顺着河，绕了很大的一圈才到达对岸，走进了村庄的废墟。大部分的地基都被挖掘机翻了过来，看上去应该发生在不久之前，但宅基地边上的小菜园仍然长势良好，看得出仍然有人照顾。

在一些尚算平整的地面上，散乱地堆放着燃放后的烟花纸筒，地面上还有鞭炮的纸屑。估计就在昨晚，村民还是回到这片祖宅，祭祀祖先。

我站在那儿发了一会儿呆，然后继续往东走。大年初一微微有风，我戴着一个厚绒帽，用耳机在听安·兰德的小说《颂歌》。我被这个故事迷住了，因为我仍然相信，这世上应该有一本未来世界的说明书，但现在散落了：

“在这里，在我的堡垒的入口处，我要在石头上刻一个词，这个词是我的灯塔也是我的旗帜。

“为它战斗的每个人都会逝去，而它将永存。这个词绝不会从地球上消失，因为它是地球的中心，它是地球的意义，它是地球的荣耀。

“这个神圣的词叫做：自我。”

走了没多久，我就发现远处的一条小径上有一团飘忽的火。我很好奇，往那个方向寻去，心里略感兴奋。

这是我们童年时代最爱玩的游戏，找一条冬日的长满枯草的小径，趁四下无人，点燃一根火柴。在微风吹拂下，整条小径就会慢慢燃烧起来，而我们就会躲在远处观看。

童年时，这样的草径很难找到，因为在干枯之前，野草就被割走、作为家畜冬天的饲料储备。但现在，野草无人问津，留下的的草径就太多了。

等我走到那团火升起的地方时，火已经熄灭了，只剩下一片黑色的草灰。我往四周张望了一下，没发现人，放火的人应该在点火后一刹那就离开了。

童年时，大人们为了防止孩子玩火，总是提醒说，玩火的孩子会尿床。当然，一年中有一天是开放的，大人会鼓励孩子去田野里放火，那就是元宵节。

第二天下午出门徒步，在小镇的东北边，我又发现了一个消失不久的小村庄，从原来地基上翻起的泥土堆得像一座座假山。

这个村庄离小镇其实特别近，它躲在一座水泥大桥的后面，我以前居然一次也没到过。我在假山似的土堆上逡巡，爬上爬下，从遗落物品的蛛丝马迹中联想村民之前的生活。

忽然收到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段英文诗，原文是秘鲁诗人塞萨尔·巴列霍用西班牙语写的，是他的诗集《人类诗篇》中的一首。奇怪的是，这位朋友说是从沃尔科特的诗集中读到的，她觉得有趣，于是发给了我，认为我能读懂它。

我挺喜欢巴列霍，也熟悉他，他在狱中也待过一段时间。当然，更喜欢他的精神导师、超现实主义大师布勒东，前段时间正好重读了布勒东不少作品。

站在这样的废墟里，就有种超现实主义的幻觉，而且还有点象征性的关联，特别适合研读这首诗，于是我试着做了翻译。

琢磨这首诗的时候，我脑中出现了时光倒流的幻象，脚下的松散的土堆恢复成了坚固的地基，地基上被拆除的房子又回来了，只是空荡荡的，没有人，时间在自我循环中腐朽。

而我，站在这些幻象中的房子前面，低着头从手机上读着巴列霍的这首诗，就好像自己就是巴列霍，而诗中的房子就是眼前的房子。所有的自我，都叠加在一起，成了一个独立的我，一个主体。

我因触摸到了某些不存在的东西而略感异样，仿佛那是诗与现实的某种不祥的耦合，于是离开了废墟。

没走多远，与前一天一样，又望见了一处燃烧的草径，火焰比前一天更大更高。这次等我到达之后，它还继续燃烧了一小会儿。

究竟是谁点燃了它呢，看来不是偶尔为之。我有些疑惑。

后来几天，没有再次发现新消失的村庄。但是，每次进入乡野，都习惯性地放慢了脚步，徒步变成了漫游。我用眼睛不停地扫描周围，看看哪里又着了火。

果然是有的，不过每次总在我不经意的时候，它就发生了。有一次，我正好经过一个新建的田园观光瞭望塔，一望见火光与轻烟，马上爬到瞭望塔顶，想试着找到那个放火的人。但是很遗憾，火焰燃起的地方被松树林挡住了。

不过，在风力很大的下午，是看不到火的。我想，放火的人有意避开了，以免引起火灾。

我开始琢磨这件事情。虽然这一带的村庄都搬迁了，但之前竖在农田里的摄像头却还在。而火焰燃起的地方都巧妙地避开了所有摄像头，显然他是熟悉这片地方的。

他是谁呢？是被迫从这里搬走的原村民吗？他回到这儿，点燃草径，是出于对童年的怀念、贪玩，还是轻微的情绪宣泄，或是表达对日常生活的反抗？

或者与我类似，出于某种乡愁的瘾症，周而复始地凭本能重复同一件事情。就像是另一个我？但是，野火终有烧尽的一天，到时他又将怎么办呢。

当我站在枯草烧掉后的乡间小路上，恍惚间意识到，或许还有另一个灵魂，也在这片乡野里漫游。我并不因这些多出来的野火而温暖，反而感觉更加孤独了，仿佛能够完全触摸到那另一个灵魂的情绪。

那真的是另一个我吗？一个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小镇的我？

终于，在将雨未雨的傍晚，应该就是正月十四，元宵节的前一天，我遇到了他。其实应该说，只是在惊鸿一瞥中擦肩而过。那也是最后一次。

当时，我穿着一件冲锋衣，为了防风，拉上了帽子，耳机中正在播放着说唱歌手拉马尔的新专辑，听得有点忘乎所以。

天色正在迅速变暗，我走在一条铁锈色水杉夹道的乡间公路上，那是一条狭窄的单行道，路面有些潮湿，但硕大的圆月就挂在树梢上。我走得很快，突然间，从旁边小径上窜上了一辆自行车，是老式的永久自行车，与少年时父亲给我的那辆一模一样。自行车差点撞上了我，我赶紧往边上一让。

骑车的人也穿着一件冲锋衣，也拉上了帽子，而且用帽绳系紧，耳边也挂着白色耳机线。他仿佛也吃了一惊，用惊奇的眼神瞥了我一眼，像迅速照了一下镜子，似曾相识，欲言又止。

但他并没有停止踩得飞快的自行车，迅速在夜色中消失了。让我有一种错觉，仿佛他骑着车脱离了公路，升向了空中，沿着某棵笔直高大的杉树，回到了他来自的月球。

这时，我看到旁边那条小径上，一团火焰刚刚腾起，像从泥土里长出的红色幽灵。而第一滴细嫩的雨点，也恰好落在了我脸上。